一直以来，在影视剧和文艺作品当中，民国似乎都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时代：富家少奶奶穿着旗袍、少爷西装革履，用着古典风格的西洋家具，坐着经典款式的老爷车……打眼望去，便是一派“岁月静好”。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如此轻松惬意的生活只属于少数人。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底层百姓的生活依旧贫困潦倒，挣扎在温饱线之上。
从鲁迅笔下的仆从、佃农，再到老舍笔下《四世同堂》里的街坊百姓，其所处环境，都无不令人感到脊背发寒。他们不单单要承受连年的战争和饥荒，还要面对各式各样血汗工厂和地主的剥削，忍受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痛苦。
而黄包车夫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群体，在民国时期任何大城市的十字路口，都能够看到大汗淋漓的车夫奔跑的身影。
他们活跃于城市大街小巷，终日奔波操劳，毫不夸张的说，黄包车夫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
然而，这一群体却也成为了生活最为悲惨的群体，在车夫们繁忙的奔波背后，是底层人民无尽的血泪。
黄包车最早发明于1870年，为日本人所发明，正因如此，在最初时还被称之为“东洋车”。
1873年，黄包车被法租界的一位法国人从日本引入中国上海，由于这种车通过人力拉动，体积小且灵活，契合当时中国大城市现状，因此很快便在中国风靡。
后来又因为车身的主色调为黄色，远远看去，其雨棚宛如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便得名“黄包车”。
黄包车的构造并不复杂，两个铜质或铁质的轮子，一个座椅，外加一个方便雨天躲雨的椭圆形大篷，将其组装在一起便是一辆可以正常使用的黄包车，一些高级点的车子还会加装刹车与铜铃喇叭，功能颇为全面。
虽说结构简单，但是想要买上一辆出色的好车，对普通百姓来说却十分困难。当时中国手工业十分孱弱，像黄包车这样的大件商品价格尤其昂贵。
以《骆驼祥子》所发生的上世纪20年代来看，想要买一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的黄包车就要一百块大洋，就算便宜点的旧车，一台也要几十大洋。
通常情况下，黄包车夫都是从农村或城郊结合带走出来的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的费用开销。
因此，“车行”应运而生，所谓“车行”，就是先由老板买下几十辆车，再通过向车夫们租车、提供临时住处的方式来赚钱。
这些“车行”往往有一个大院子，专供停车，院子里面是一间大通铺，让车夫住宿。
还是以骆驼祥子为例，当时的祥子每天都要向老板交回一笔“车份儿钱”，大概在每天一毛五分钱左右。这一天无论祥子是否拉到活，能否回本，都必须雷打不动的把份儿钱交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继续拉车的资格。
但想要实现这一梦想并不容易，黄包车大体上有两种收费方式，一种是按里程收钱，另一种则是包时收钱。
如果按里程算钱，起步价是一角，每半英里再多收一角，如果包车按时长收费的话，则为一个小时收费六角。
这样来看，似乎车份钱并不算多，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有足够的活儿可拉。
如果祥子运气实在太差，几天拉不到一趟活，甚至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那就只好再向老板借贷，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
在当时祥子每天能够赚到3~4角钱，月入10元大洋左右，当时的一角钱可以买3斤大米，大概相当于如今人民币15元钱，如果按照米价进行换算的话，大概只有1500元。
但是这笔钱可不都是车夫自己的，光是上交的部分，便高达4.5元大洋，接近一半，折合下来每月实际收入只有800块钱。
这还只是数字层面，更重要的是，车行与车夫之间的“竞争”，按道理来讲，车夫每天晚上是必须要把车子拉回来的。这也就使得许多夜间的活，车夫根本无从涉足，客人有需要，只得和车行老板进行联络，请对方派人来。
这一来二去，车行老板势必也要从中吃些回扣，留给车夫手上的就更少了。
清朝灭亡之时，曾经有一位铁帽子王——克勤郡王晏森，清廷倒台后因没有一技之长，便做了黄包车夫。
在他的这一番操作之下，生意火爆，而且经常接到大活，没过多久他便攒下了钱，买了一辆自己的黄包车，摆脱了车行的控制。直到这时，晏森才惊讶的发现，自从离开车行以后，自己赚的钱居然是曾经的3倍！
由此可见，当时车行对于车夫们的压榨有多么的狠。正因如此，辛苦工作，攒钱买车，成为了每一个黄包车夫的毕生梦想。
买一辆好车，还有另外一个优点，那便是能够提高客人的服务体验。
黄包车毕竟是服务行业，客人的服务体验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没有一辆好车，对于车夫个人生意的好坏，有着巨大的影响。
很多客人在选择乘车时，总会对几辆黄包车甚至车夫进行打量，选择其中最为美观整洁的一辆，车夫最好看上去也干净清爽，为人机灵中还得带着朴实，这样的话，给钱也会更加大方。
这就使得每一位黄包车夫都会在接活以前，把自己的车擦的锃光瓦亮，努力收拾体面。
《骆驼祥子》里，曾经对一些专拉贵客的车夫们的打扮进行过描述：
“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黄包车这一行业也是有阶级的。一些年老体弱的车夫，往往接不到什么贵客，车行也不会把好车交给他们，因此，他们只能去菜市场找些拉菜拉货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只能勉强糊口。
如果车夫身处壮年，年富力强，则有更多的机会接到快单，比如客人要求几十分钟内跑几公里，这样的活儿虽然累，但是客人给钱也相对大方。
当时的上海有一位车夫叫做顾竹轩，他是农村出生，家境贫寒。
顾竹轩青年时代便来到上海进行发展，选择的行业正是黄包车夫。经过几年的打拼以后，他不但有了自己的车，还开了自己的车行。边拉活边打拼，最终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上海黄包车公司大老板。
总体上来讲，拉黄包车也属于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职业。
对于每一个黄包车夫而言，此生想要逆转命运的机会只有一个，那便是在壮年时期内，买上一辆自己的车，努力干上几年，攒一份厚实的家底。
这一点虽然说人人都有机会，想要做到这一步也并非易事，其中最大的变数便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国家机关十分腐败，不但基层处处都是贪官污吏，城市外面也是战火连天。
《骆驼祥子》里曾经不止一次的描写过这样的场景，每当看见有警察站在路边，祥子总是本能的选择绕路，甚至宁愿直接收车回家，也不愿意与对方打交道。与其说是看见了警察，倒更像是看见了土匪，这便体会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而至于战争，则更为恐怖，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
祥子刚刚买完第一辆新车时，因为贪活，在北平城外正在作战时，拉了一个客人出城，结果刚刚出城门便撞上了几名大兵，强行将其连人带车扣下，到战场上做了苦力。
事后祥子虽然侥幸逃脱，但他的车却被士兵们扣走，整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后来祥子好不容易买来了第二辆车，又遭人欺骗，等到第三辆车时，恰逢自己的爱人虎妞难产去世，又被迫将车卖掉，再度赔了一干二净。
祥子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是他的存在，真的是哪个年代黄包车夫生存状态的缩影。一辆黄包车是一个车夫最大的财富，但甚至不需要一发子弹，只需几个兵痞的一番恐吓、骗子的一番糊弄、甚至亲人的生老病死，便能将其轻松夺走，这才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黄包车夫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为了能够招揽生意，大部分的车夫都会暗自较劲，如果两辆车并行，还会不顾一切地加快速度，给客人表演“超车”，每天是几个小时干下来，对于身体的负荷是相当之重的。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下，绝大多数的车夫到了30岁就已经被病痛所缠身，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
老舍曾经谈到过：绝大多数车夫年轻时，拉车都是颇具艺术性的，讲究“四平八稳，不紧不慢”，可是，年龄稍大一些，无论曾经是多么好的车手，也会驼背，身子佝偻，“渐渐知道早晚是会一个跟头死在马路上”。
他们把自己生命最为鲜壮的时期卖掉，再用换来的窝窝头凝结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车夫们的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死，更是心理上的死。
单靠租车拉活是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的，最多也仅仅只能顾上自己，哪怕是勤勤恳恳做上几十年，也甚至连娶一门老婆都十分困难。
正因如此，在日复一日永无止境的劳动下，车夫们逐渐看透了社会的黑暗，选择放弃挣扎，得过且过，甚至于有些车夫意志颓废，要靠着借钱赌博来度日。
祥子早年也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他不抽烟，不喝酒，就连车行大通铺里唯一的娱乐活动“赌博”，也从来不参与。最大的心愿便是买上一辆自己的车，娶一个老婆，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随着接连几次的打击，使他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抽烟、酗酒，赶上大家赌钱的时候，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躲在一边，而是走上跟前，跟着下上一注。
祥子后来出卖了阮明，换来了60块大洋的巨资，可是他再也没有买过一辆车，此时的他内心独白是：反正自己买了车，别人也会预备来抢，这笔钱，要么去赌，要么去嫖，甚至抽上两口大烟也绝不能白白糟蹋。
这便是祥子，一个黄包车夫最终的归宿。
黄包车夫并不算一个好工作，但是在整个民国，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底层百姓可以选择的职业。祥子在从农村走出来，到北平干上车夫时，曾经发自内心的感叹过：
“拉黄包车，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对于那个年代的穷人而言，能拉上黄包车也算是一个相当不易的工作机会。
有人能够通过黄包车来改变命运，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更多的人，则是沉沦于黑暗之中，无法抽身。
相比于衣香鬓影，十里洋场的民国幻影，他们所代表的，却恰恰才是最真实的民国。
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令人向往的浪漫故事，绝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行走在北平街头，一个无力生存的普通人。
参考文献：繁星《黄包车夫》；刘绍翔《黄包车夫老张：夏日里的“卖炭翁”》；郭睿《骆驼祥子》：平民的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