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桌社交“雷”倒世界敬酒名堂复杂深奥
中国人一年“喝掉”300亿公斤粮食
《环球时报》记者居住的日本小城伊丹是中国广东某市的友好城市，双方人员往来密切。市长藤原提起中国的酒桌文化是又赞叹，又苦恼，“中国真是文明古国，喝酒居然有那么多名堂。”第一次访华，藤原出发前特意把中国的祝酒辞研究了一遍，不料在酒桌上却一句话也没用上。中方没说任何祝酒辞，只是客气地端上一个大盘子，上面有几十个小酒盅，里面的酒五颜六色。主人解释说，这叫“航空母舰”，每个酒盅里都是当地一种名酒———“请随意”。这位日本市长盛情难却，结果没喝到一半就壮烈退场了。第二次访华，他又接到一大杯啤酒，里面扣着一个小酒盅。主人把小酒盅拿开，啤酒里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液体球———原来小酒盅里扣的是白酒，主人说，这叫“潜水艇”———“请随意”。藤原一饮而尽，然后便人事不知。藤原说，他一直无法适应中国人的劝酒方式，因此一到中国赴宴就两股战战。
擅长豪饮的俄罗斯人也不习惯中国人的敬酒方式。曾在中国工作的俄专家康斯坦丁对中国人行酒令时“罚酒”的做法很不理解，“酒应该奖励赢的人，怎么反倒让输的人喝呢？”他还说，俄罗斯人的祝酒辞言简意赅，如果是军人，只大吼三声“乌拉（万岁）”便一饮而尽，可中国人却喜欢长篇大论，喝酒时的讲究也多。康斯坦丁说，俄语中有一个习惯说法———“中国仪式”，就是用来形容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另一位莫斯科的新闻工作者玛利亚则对记者抱怨说，她本来滴酒不沾，但中国朋友一听说她来自俄罗斯，就会来劝酒，而且不相信她不喝酒，结果总是很尴尬。一位美国人近日在“企业社会责任”网站上撰文说，他几年前在青岛学习时搞懂了三件事：一是很难让中国人相信你不喝酒；二是更难做到让青岛人相信不喝青岛啤酒并非怠慢这座城市；三是啤酒不被看成酒精饮料。他说，每个外国人一到中国就学会了干杯，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喝酒是必需的。
上个月，中国两名官员在酒桌上倒下，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人昏迷，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称，在中国的公款酒席上，鱼翅、鲍鱼、海参等价格不菲的佳肴是菜单上的主角，人们拿着酒力强劲的中国白酒敬完一轮又一轮，晚上的活动可能会以去卡拉OK厅或按摩院告终。报道称，中国人每年要“喝掉”300亿公斤粮食，用在公款吃喝的费用每年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报》称，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现在中国官场派对上，白酒四处流动。
西方人学着用喝酒与中国人“搞关系”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中国官宴、私宴上“逢酒必醉”，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喝酒关系到礼节、面子和人际关系。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很多人只要办事，先想到有没有关系，而只要求人，几乎必以请客喝酒开场。以至于不少西方国家向将要前往中国公干的本国人提出忠告，要懂得用吃喝维持人际关系。
在法国，工商经贸专业杂志常会出版一些商务指南，提醒商务人员注重礼貌礼节。经济杂志《扩展》编印的《商务行为指南》介绍说，在商务宴请中，敬酒应该在用餐正式结束时进行，喝酒时嘴里不能有食物，喝完后要抹嘴唇，酒杯里应当剩一口酒，不能见底，此外，不要强行向他人敬酒。但《指南》也特意说明：在中国例外，中国人喜欢敬酒，法国的商务人员应该了解这一点。
“中国有个词汇，叫关系。大到开办公司，谋取职位，小到孩子入托上学，都要有关系，”英国《金融时报》这样写道，“那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关系’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烟酒就是其中的一项。”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说，作为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如果想在中国获得成功必须有“关系”，“这种相互影响在中国很重要。”但对于一些西方人认定，“中国的关系等同于腐败”以及“酒桌下暗藏幕后交易”的说法，该报称，专家并不认为搞关系不道德，在中国，“关系”并不意味着在达成交易后就可以任意妄为，它只表示，商业伙伴需要发展比西方标准更深厚、密切的往来联系。
多国严控酒桌社交成本
一位美国商人曾在中国媒体撰文说，对于想在中国开拓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美欧公司不如日韩企业具有优势，“因为韩国和日本的生意习俗跟中国的饮酒标准有相似性：他们也喜欢把自己喝得晕头转向，以向中国同行表明他们的真诚和勇气。”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就把喝酒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周也至少有一两次酒局。而且在日本，拒绝饭局邀请的风险更大，可能有被排挤、甚至丢饭碗的危险。但日本人在酒桌上绝不劝酒，大家心照不宣，自我控制，而且原则上都是自掏腰包。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高级管理层的比例更高。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酒局虽多，却很少衍生出挥霍公款、腐败等问题。
西方国家对公务宴请中饮酒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托比尔斯是英国在野党保守党的铁杆党员，常要参加英国政坛的各类酒会。他告诉记者，尽管英国人很爱喝，但想在公务场合“喝个够”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如果是政府部门或政党组织的酒会，每位登记参加活动的人只能分到一杯酒，因为主办方对财政开支严格把关。托比尔斯还经常往返中英两地，他说，多数英国朋友在听了他对中国酒桌文化的介绍后，都为这种铺张浪费感到可惜。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是个人行为就是道德问题，但要是政府行为就涉及法律了。不过托比尔斯常告诉他的朋友们：“想让中国人把五千年的酒文化一下子来个大改变，就像英国人把女王赶下台一样，不那么容易。”
在“啤酒之国”德国，布伦瑞克市的官员丹尼尔向记者介绍说，德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非常繁杂、严格的报销程序，首先要在请客前填写一份“请客计划”，详细列出宴请地点、菜品、酒品标准以及请客目的，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吃完饭要在发票上标明每道菜和酒的价格，还要汇报请客效果如何。丹尼尔说，德国公务宴请中酒的标准一般是每人一杯，不超过2欧元。如果违反规定，除了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质疑，各联邦州的腐败案件处理中心还可协同联邦审计署专案小组对其进行调查。
中国该培养公私分明的酒文化
“酒桌社交在中国地位如此特殊，是因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公、私观念分得很清。”法国历史学教授伏维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人如果在办事过程中相互欣赏，也会相约吃饭，但吃饭只是办事后派生出的私人交往成果；而在中国，吃饭却是办事的工具，私交也可能成为办事的基础。另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则认为，中国的酒桌文化与中国人官本位及权威崇拜的思想有关，在劝酒、敬酒习俗的背后，可能是公权私有以及人身依附的问题。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说，从黄帝造酒的传说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因为酒而变得形象、生动，曹操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历史美谈。事实上，古人饮酒时常辅之以做诗、猜谜的活动，民间饮酒则讲究敬神祭祀、长幼尊卑等法度习俗，相比之下，现代中国的一些酒桌习俗被异化了。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社交方式，西方是咖啡厅社交，而我们就习惯于酒桌。“但问题是，现在的饭店酒桌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成了规范之外的一种灰色地带，并在这里办了一些灰色的事。”周宁说：“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应该有将公私、国家集体个人分得很清楚的社交方式。而面对来自西方的批评，我们必须清醒，先辨是非，再分中西。从自身检讨，辨别哪些批评是故意的、是诋毁现存政治秩序的，哪些是对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廉政建设有意义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对中国的评价似乎总是负面的，然而，最初并非这样。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中国人被看做是一群品德高尚、温文尔雅、生活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度里的人。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黄祸论”由此而起，并在西方流传开来。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西方所谓的“黄祸论”可以追溯到汉朝，匈奴被汉朝军队打败一路西逃，铁蹄所至攻城略地，让欧洲国家畏惧不已。再加上13世纪蒙古人的西征，更加深了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恐惧感。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开始走向强盛，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征服者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遭到进一步污蔑和贬低。
谁躲在“面纱”后？
如果说在全球化之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比较少因而产生各种误解，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在信息高速、自由传播的时代，如果还有类似“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香港死亡论”等论调，就应该怀疑其背后是出于怎样的动机了。
在大多数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似乎一直是个比较封闭的国家，与世界交往的时候总躲在一层“面纱”后面。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自由、开放程度愈加提高，但是一些西方人士似乎没能跟上这种变化，他们甚至缺乏了解中国的愿望。部分西方媒体尤其喜欢用攻击和污蔑中国的手法吸引眼球、迎合部分人的口味。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指出，中西方交流中很多问题出在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差距和信息的缺失上，很多西方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至少滞后了20年。一些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非常贫乏，就算有一知半解，可能也只是来自电影，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中国仍是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人的身体可以站在竹叶上。
不可否认，也有很多西方人士试图认识中国的真实现状，一些学者开始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科学的研究。晚清时期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Holcombe）曾经指出，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不能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和要求他人。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向西方积极传达自己的声音，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展示自身形象的时候应该改变表达的方式，学会使用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问题的实质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不符合西方核心利益的声音自然会被过滤掉。这里面除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利益考量。
双重标准背后的利益最大化
在有关中国的负面论调背后，隐藏的是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害怕中国崛起后像西方那样走对外扩张的路线。当中国愈来愈强大时，西方渐渐感受到压力与不适。
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发展会让西方感到不适？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到国外之后与当地人抢工作，中国企业抢了国外市场。这是一种经不住推敲的论断，是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反过来说西方人到中国抢了中国人的饭碗，西方企业抢占了中国的市场，那可能会被视为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保守主义等。这种矛盾态度背后隐藏的是双重判断标准。
中国一直在以大国的心态和气度看待东西方交流中的问题，反倒是部分西方人习惯用双重标准行事，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试想二人对弈，若一方既当裁判又当棋手，用手中的裁判权来给自己制造优势，比赛结果自然毫无悬念。就拿对待恐怖主义来说，经历过“9·11”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对恐怖分子恨之入骨，然而美国政府却宣布曾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恐怖主义嫌犯无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非敌战斗人员”，就算上了联合国反恐名单，只要不危害美国利益就不会被视为恐怖分子。
法国学者魏柳南（LionelVairon）曾说过，中国既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一个和西方体制一样的国家，这正是中国的崛起让部分西方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因此，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时，西方一些人难免会用双重标准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发展不以别人意志为转移
在部分西方人士使尽“捧杀”和“棒杀”的手段之后，中国依然在自己开创的道路上高速前行。各种预言相继落空——曾经预言中国经济会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崩溃，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反而是某些西方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曾经预言香港回归后会走向死亡，但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社会更加繁荣稳定……
当然，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中国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与矛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加大、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阻碍着中国前进的步伐。这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和处理。
俗话说“旁观者清”，对待西方的一些批评，我们也不能置若罔闻，要吸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面“西洋镜”可以照照。但是，也要认识到西方人的局限性，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此外，一些西方人过多地将视线放在消极的方面，从悲观的角度进行夸大和渲染，忽视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努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下，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理性看待问题，更要为解决问题贡献智慧和汗水。悲观或骄傲的情绪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更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经济危机的阴霾。对于西方人来说，更需要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企求西方人站在中国的立场看待中国，但希望他们至少要学会以平等、理解的态度看待中国。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对话和交流最起码的要求，不是吗？
在中国和西方当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国人民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消失，更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盼着按照西方的意志改造中国。然而，中国毕竟不是一个习惯于按照别人的节奏跳舞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恐怖预言”会不时出现，有时甚至会甚嚣尘上。幸运的是，以往的历史证明，这些预言的结局只有两个字——“破产”。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冷嘲热讽、谩骂指责以及一厢情愿的“恐怖预言”，都不废江河万古流，无损于这条道路的伟大。历史不会因预言而改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开始反思。《纽约时报》曾用过这样一个标题“AsChinaGoes，SoGoes…”，有译者将其译为“一荣俱荣”。
失败预言之一“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发展并存
西方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挫折之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在争霸对手苏联消失后，开始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未来最大、最危险的“假想敌”，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提出要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
为何鼓吹“中国威胁”
1990年日本防务大学学者村井友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自此，“中国威胁论”开始蔓延。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上述论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的代表性言论。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威胁”的言论在海外一度迅速扩散。《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于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1998年至1999年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1998年）和《红龙跃起》（1999年），明确声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无论是言之凿凿地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饭碗”，还是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国在“收购美国”，甚至直言不讳地明言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其实质都是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造成威胁。
上述“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的政治人物及学者，他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丝毫不隐藏利己的动机。“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猜忌，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表达不满。
“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
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发端于美、日等国家，但其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有一定市场。比如，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加之该地区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颇多龃龉，因而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不断扩散，并直接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
尽管“中国威胁论”有其市场，却并未成为国际涉华舆论的主流。近年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正不断深入、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声音在不断增多，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也使周边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花样也在不断地翻新，不断地变换着面孔。自2004年以来，伴随着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有关“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按照这种舆论，中国无疑在迅速地走向强大，也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将保持“和平崛起”，但不能过早断言强大的中国到底会不会背离和平道路而威胁别国。以上这些关于中国未来的不预设答案的“开放性”舆论比先前已大为增多。
失败预言之二：“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彻底崩溃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与矛盾，例如能源、环境、严重的生态问题，财富分配失衡和“三农”问题等。这些累积起来的问题与矛盾，给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埋下了风险的种子。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西方人士将这些问题夸大，并且预言中国无法走出困境，只能走向崩溃。
从“虚假繁荣”到“崩溃”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冲击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负增长的困境。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外，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很多结构性障碍。因此，中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中国崩溃只存在你的书中”
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出版，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这本书登上了当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国会也邀请他参加听证会。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仍在持续的当前，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持续稳定较快发展，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已经被现实击碎。
当年，摩根士丹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对章家敦说过的那句话早已下了结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即便如此，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下，我们仍然要警惕别人在此时炒作“中国崩溃论”。
失败预言之三：“中国粮食危机论”
“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粮食总量仍旧短缺，温饱问题不能完全解决，部分粮食仍需要国际援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城市化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美国专家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预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粮食缺口，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中国粮荒冲击世界”？
布朗的“中国粮食危机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但缺乏科学的精神，充其量只有炒作的价值。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转而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而且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可以说，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对于丰富“中国威胁论”的内涵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事实上，布朗关于中国出现“粮食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发生。不论布朗的动机和目的何在，中国用事实击碎了这一质疑。当前全球性“粮食危机”下中国粮食供应充足是一个铁证。
在6月20日第9个“世界难民日”当天，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报告说，由于受全球经济下滑、粮价居高不下和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今年世界性的“饥饿”问题将更加严重，达到有史以来最多的10.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也就是说，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
相比之下，在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人们对世界粮食安全普遍担忧之时，中国却相对平静。2004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增产，因此当前中国粮食储备充裕，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粮价基本平稳。近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20％以上来自中国。如今到我们的市场上去看看，各类农产品不但花样繁多、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而且还兴起了“绿色食品”、“健康饮食”的概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
如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全国粮食自给率已经高达95%，从长期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立足国内生产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国际粮农组织和一些出现粮食紧急状况的国家提供捐赠和粮食援助，认真履行在世界粮食安全方面的国际义务。中国已经从粮食受援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粮食援助国，并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失败预言之四：“香港死亡论”寿终正寝
“香港死亡论”寿终正寝
回归后的香港，依然繁荣昌盛
香港回归，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一次失败。在中西方力量的碰撞中，世界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力量，但是一些西方人却不肯承认中国的成功，这体现在他们对香港命运的看法上。对香港回归后的命运有疑虑的不只是西方人。香港回归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将面临大幅度的调整，当时有部分香港人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心存疑虑，有的甚至移居海外。一些西方舆论抓住这一点作出极端预言，认为香港回归之后，迎来的将是死亡的命运。
幻想：“香港之死”
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国际版刊出一期封面报道《香港之死》。在这篇报道中，该刊亚洲区女记者露易丝·克拉尔断言：香港回归后，必将丧失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北京会控制香港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英语会被普通话所代替；外商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人民币会取代美元与港币挂钩；解放军士兵会布满大街。
露易丝·克拉尔预言，香港将失去它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商界会撤离香港，腐败会滋生并扩散，“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完蛋”。
这篇报道一出全球哗然，作为世界财经界的主流媒体，这种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一些外商受其误导，相继撤出了香港市场。部分香港人受其误导，纷纷移民，背井离乡。很多国家和地区受其误导，以异样的眼光打量香港，使香港回归祖国并实行“港人治港”后的开局变得非常艰难。
2002年上半年，《财富》又以《谁要香港？》作为封面标题，对主权移交近5年来的香港现状表示忧虑，称中国经济向全球开放后，香港作为外资进军内地的大门作用会丧失，加上香港内部经济问题重重，因此香港的地位将会被上海取代。这引起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抗议和有力的反驳。
道歉：“我们错了！”
失败预言之五：“共产主义终结论”
“共产主义终结论”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更展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光明前景和旺盛生命力。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此间，西方在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演变”的同时，不断制造舆论，声称“共产主义行将终结”。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进代表中国也处在“早晚要来”的政治风波之中，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课题。于是“共产主义终结论”愈加盛行。
共产主义“最后的危机”？
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胜》一书，系统地提出美国应该制定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历史不会终结
《大失败》出版两年后的1991年，由于在自身实践上出现重大失误，苏联最终解体，苏共被迫下台并宣布自行解散，这更加使西方诸国对于“共产主义终结论”确信不疑。
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南斯拉夫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5个独立的共和国。剧变后的东欧各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东欧剧变后不久，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西式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但中国经验驳斥了上述预言。中国共产党不但继续保持了执政地位，还维护了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在进行总结、调整和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至今日，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共产主义终结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宣告失败。
最近，广电总局下发的影视剧中领袖人物要说普通话的通知，引来一片众说纷纭。这让笔者突发奇想：在影视屏幕上频频出现的康熙该是什么口音
看《满汉全席》张铁林演康熙，说话时高声大嗓、字正腔圆、拖腔拿势，一口地地道道的普通话。历史真是这样吗？
近日读康熙对臣下奏折的批示，稍玩味间注意到这样几处：
①“知道了。近日审事的大臣众论何如，必先严否？”
②“……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
③“……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
④“……密折伏于丙丁(今注：火的代称)了。”
……
这些语句说明了什么呢？
——康熙还带着挺重的东北口音，或者说，他颇像今天的赵本山、小沈阳一样，说的是“东北话”。
何以见得？
“①”之中，“必先严否”，实际上皇上问的是：“比”先前更严了吗？普通话里“必”读第四声，东北话“必”读第三声(读如“比”)，于是康熙就把“比”写成“必”了。
“②”之中，“可以出根”，实际上皇上说的是服了这药“可以除根”。普通话里“出”读第一声，东北话“出”读第二声(读如“除”)，于是康熙就把“除”写成“出”了。
“③”之中，“费一凡事”，实际上皇上嫌的是又要再费“一番事”。普通话
里“凡”读第二声，东北话“凡”读第一声(读如“番”)，于是康熙就把“番”写成“凡”了。
“④”之中，“伏于丙丁”，实际上皇上说的是把密折“付于丙丁”，即用火烧了。普通话里“伏”读第二声，东北话里“伏”读第四声(读如“付”)，于是康熙就把“付”写成“伏”了。
这种情况略想一下不难理解。看看我们身边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就可以知道，语音这东西是带着超乎寻常的传统力量的，源自远而流甚长。康熙的老根在辽宁的新宾，身边那个“语言场”造就了他一口浓重的东北味儿；后来他在北京坐“龙廷”年深日久，北京的语音环境自然对他会有影响。所以，在落笔写“御批”时，官场上通常使用的“北京音”和他那骨子里带来的“东北音”，就搅和到了一起，文字上也就出现了这些“转音借代”。
既然如此，如果只是追求“历史的真实”的话，那么影视中的康熙就不该是普通话，而应该是东北话；就不该是张铁林他们演，而应该是赵本山、小沈阳来演。可是设想一下，倘若如是，观众是不是也会感到“别扭”，“不真实”？
要求领袖人物说普通话——从长远来说，应该是有道理、有历史观的。
沉浮在日本的60万中国人:如天堂里的地狱生活
据日本《东方时报》报道，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其实也是一个喜欢迁徙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地而不断奔走着。据官方统计生活在日本这个岛国上的中国人已达60余万。在日本的街头常常能够看到说着中国语的同胞。异国的天空下他们在为着各自不同的理想而辛苦奋斗着。是什么让他们告别亲人朋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是什么让他们在失去和得到之间难以取舍？
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东京的周先生近来和朋友们聊天时常常感叹“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经获得永驻身份的他今年50出头，20年前来自中国上海。和大多数来日华人一样，这20年的奋斗轨迹足够令人感到沉甸甸。从20年前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到现在自己经营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来周先生是来日华人中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却从不这样认为自己，他总说自己还在起跑线上，苦的是不能将前进的脚步停下来。
天堂里的地狱生活
1988年，30出头的周先生辞去在上海的教师工作，带着令他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来到日本东京寻找不知是否属于自己的梦想。
周先生对记者讲，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阶段经历了“文革”。那10年给他心灵的烙印太过沉重。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周先生从幼年时就承受着同龄孩子所没有的压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质问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来？那时候周先生便有了对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结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国有企业作教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为主导思想下的市场经济。此时正值青年的周先生仿佛看了到了命运的“曙光”。那时候出国潮刚刚出现了开始的萌芽。社会上也渐渐开始有“国外是天堂”的说法。周先生对自己这份教师的工作也不是不满意，但是当他看到学校里那些年老的教师，他仿佛看穿了自己所正在从事的这份每个月73元人民币的职业。对未来生活充满理想的周先生费尽周折得到了赴日本东京的留学许可。1988年周先生揣着当时几乎令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作为学费，独自踏上远赴东瀛的旅程。
刚刚来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觉一脚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现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时仿佛所有的形容词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为过。可是在一周过后，周先生就全然没有了身处“天堂”的快乐相反身处地狱，那时候总想自己为了寻找天堂才来到这里，可是来了才发现世界本无天堂。这是也是地狱，更可怕的“天堂里的地狱”。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来日本的周先生日语基本是空白，只会自我介绍。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出门找工作，他说：“只要见到‘募集’(招集)两个字，我就冲进去。进门就是自我介绍，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为日语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绝我时，我竟然都听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摆手，我才悻悻离去。随着后来日语的长进，才知道贴着‘募集’的门面，不仅仅是招收工作者的，还有很多的是别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现在说起这些仿佛是一种笑话，可是当时这样的窘迫状况就切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来到东京四处碰壁的2周之后，周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份清扫的工作。每天工作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小时的酬劳是900日元。当时在日本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能算是酬劳最高的体力工作，但是在他看来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在上海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所得。一个月过后，当他领到了赚到的将近10万日元。对于这第一笔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给了上海的父母，用来偿还他因来日本，家里所欠下的债务。回家的脚步太过沉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个令他欢喜令他忧的国度为他打开了第一扇门。周先生也才真正地迈开了在日本奋斗的第一步，陌生的国度在他的眼前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现在回忆讲：“来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说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从清扫工到搬运工甚至是建筑工地上建筑工，当然也饱受了白眼和歧视，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时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负我挤兑我。起先几年所赚到的钱除了缴学费，剩下的基本都寄给了父母，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了。”周先生的家里的兄弟多，他寄给家里的钱对于改变家里的生活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采访中，周先生好几次都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头上时时刻刻都有两座大山。一座是祖国，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是在来到日本4年之后，那时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次回国，几人和朋友们都把他当做是“英雄”。那样的感觉令他欣慰。
记者问周先生，为什么不回国发展？这样既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也可以与家人团聚。面对这个问题，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其实从他来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着自己。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时候没有挣到钱，没有回家的“面子”。都说衣锦还乡，没有衣锦怎么还乡啊。周先生说那时候想钱想得发疯，那时候手里如果真的能有几百万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现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正因为没有，才渐渐成就了现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们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在这里打拼。其实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们的内心是孤独的。在别人眼中我们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们哪里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业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国内的我的朋友们多挣到了些钱，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诉记者:“当年年轻，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现在看来，怎么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乡且年纪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迈不开这条腿，出来难，回家更难。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已经习惯了的一切，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气的。”
周先生说:“有一次母亲生病，我回国看望。病房内，母亲的床前我抚摸着母亲打着点滴的手，望着母亲苍老憔悴的脸感觉既陌生又亲切。我的脑海茫然一片，感觉母亲离我很遥远，尽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泪模糊了双眼，我在内心深处反问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陪伴在她的身边自己这样不忠不孝，还算什么”
“回国的梦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却不常走”周先生无奈地讲。周先生对记者坦陈，自己无数次想过，回国创业，但是身边的朋友在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都纷纷“倒掉了”。我想现在的投资环境或许不适合我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故乡投资，或许要等到我终尽一生。对于理想周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理想其实是最虚无的东西。当你感觉抓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正在慢慢变得虚无了，和亲人在一起是实实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实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别人看来，多的是钱，但是少了最重要的亲情。在寂静的夜里，我不敢去思考自己这些年在事业和亲情上的得失，这样的思考，无异于在煎熬我的内心。我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逼我们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为了生活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远离自己的亲人”
每当周先生回国时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们聚一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官，随之而来的个人的财产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只是周先生觉得他们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记者调侃:“相比较他们，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们则是站立在一纸任命书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们真。”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来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顾这么多年周遭的经历，他感觉日本把他改变得文明了许多。他说如果没有在海外的这么多年他或许会没有现在的节俭的习惯，相反身上也许会多了些骄横的习气。为了女儿，把自己变成了日本人
1994年李女士从中国大连来到日本，来到日本之前她在大连的一家事业单位就职。那时候她刚刚大学毕业，单位有个去日本交流学习的机会，为期两年，大家决定让李女士去。这个机会对于当时只有20出头的李女士来说无疑是兴奋的，虽然自己一句日语也不会，但是她相信有了那样的语言环境，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头脑两年之后再回来时一定会是个地道的日本通。远没有大连发达的“日本”
李女士来日本的学习地点是千叶县的某所高校。当风尘仆仆的她第一次出现在千叶街头时，她的第一感觉是除了比故乡大连干净一点以外，竟全然不是传说中那个发达的日本。尽管如此，在日本的生活就从李女士的不情愿中开始了。
千叶的这所高校统一安排了李女士她们这一批学生的课余打工。李女士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到大的每一步都是由父母家人一手安排的，她从没有过这样的半工半读的生活经历，她的感受自是不言而喻的。
刚到日本的日子里，李女士的日本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她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有意思的事情。在宿舍门前迷路
不消5分钟的路程，宿舍楼便出现在了李女士的面前。
恶补日语不仅为了生存也为了和日本人“理论”
在家里只休整了短短1周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透过机舱的玄窗她俯瞰着她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哪怕是在日本成为“黑户口”也不会在回到这座乡情与谎言编织成的城市。
结婚、离婚，折磨、自由
再次回到日本，李女士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在完成了剩下的1年学业之后，她把自己嫁给了一个日本小伙子。
与所有的国际婚姻一样，李女士的这段婚姻在浪漫幸福掩盖了所有差异矛盾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可是蜜月期过后双方才开始了真正的“磨合”，这样的磨合令婚姻中的双方体无完肤、筋疲力竭最终在第一个结婚纪念日过后没多久他们就分道扬镳了。李女士认真地告诉记者:“如果生命中再让我有一段婚姻，我绝不会再嫁给日本人。
婚姻破裂了，李女士只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她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她又一次地对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重新规划。
研究生的生活是充实和自由的。在这段日子里，李女士将自己的记忆“归了零”。她重又用心地体会这个不知能否属于自己的国度。
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再一次射中了李女士。在校园中她遇到了后来成为了自己爱人的来自天津的一位学长。
很快她们便坠入爱河，李女士和这位学长踏上了红地毯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幸福的家庭都有着相似的幸福，李女士和学长的这段婚姻很快就有了结晶，上天赐给了她们一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
李女士告诉记者:“直到女儿出生之前，我一直再考虑和爱人是不是要回国。我们在国内的同学朋友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有的做了官，有的做了生意。相比较忙忙碌碌的我们，他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安逸。与其说是在考虑回不回国，倒不如说是折磨。人生最难的就是做出选择，特别是面对两个答案只能做出1个正确选择。在长达5年的漫长选择中，我和爱人都无数次错失了回国的好机会。知道女儿的出生，我们才真正做出了决定留到这里。去年我们全家办理了归化手续，现在我们是日本国公民了。”
李女士一家选择加入日本国籍的理由看上去仿佛很简单。她告诉记者:“我认为，我的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要比在中国好。在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是绝不用给学校或者教师送礼的。这个在国内，几乎不可能。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物早已成为公认的潜规则了。还有在国内的孩子接受的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应试教育，孩子们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以外对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不愿让我的孩子变成这样。这个世界尽管充满了竞争但是绝不是考试可以决定一切的。”
在采访李女士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她的爱人领着他们的女儿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李女士看到女儿，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亲切，我想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吧。
在日本9年“黑户口”的中国人
记者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应该把唐先生的事情报道出来，当记者得到唐先生已经回国的消息以后。便决定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
唐先生11年前从中国兰州来到日本福冈留学，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唐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他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同时要求也特别严格。11年前能够夫妻双双赴日留学，这在唐先生亲人和朋友的眼中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一年只有25岁的唐先生感觉自己和妻子拿到的不是飞往日本的机票，而是通向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邀请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大洋的彼岸等待着他们的竟是另一段不寻常的人生。
留学中途失败
初到日本唐先生和妻子在同一家语言学校学习语言，签证有效期是两年。唐先生和妻子一般学习语言，一边打工，同时也在领略着异国的异样风情。相比较家乡父母的严格要求，在这里的日子简直是太轻松了。唐先生在这里迅速结交了一群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同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再加上酒精，这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唐先生的命运也随着那次聚会饮酒出现难以预料的转折。在这次聚会中唐先生因为酒醉后和同桌的一位发生口角后来升级至拳脚相加，结果对方因伤住院1个多月。唐先生也因此被校方开除了。
夫妻分居，签证过期，变成了“黑户口”
没有了学上，但是签证还有1年半的有效期。唐先生便开始了“专业”打工，这样可以补贴他和妻子的生活所用。但是通过上回的教训，唐先生仍没有改掉酗酒的嗜好，加之他被学校开除之后，心情一直处于郁闷之中，所以在每天打工回来总不免要喝些酒。但是他的妻子却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酗酒，因此他们常常吵架拌嘴，这样的生活继续了半年后，他们分居了。虽然是分居，但是唐先生每个月仍旧会给妻子生活费，令她完成学业。与妻子分居后的唐先生为了生存他几乎走遍了半个日本，做遍了能做的所有工作。
离婚在日本
妻子的4年大学在与唐先生分居的状态下顺利读完，她接着考上了大学院。唐先生觉得自己的“曙光”终于到来了。经过他对妻子的反复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又搬到了一起。并且妻子也同意为他申请“陪读”。但是已经是研究生的妻子竟变得不能接受这个“粗陋”的丈夫。当然唐先生在这么多年的打工中却是沾染了一些不良的习气。
于是他们的争吵就又接着开始了，陪读的事情也因此而中断。在争吵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决定离婚了。离婚后唐先生感到了解脱。但是自己的“黑户口”身份却改变无望了。此时他想到了回国，但是看了看自己来日本已经将近8年的积蓄最终还不足100万日元，他再一次退缩了。没有足够的积蓄，回到故乡就算不怕亲朋好友的耻笑，可怎样生存也是一个大问题呀。于是他只能继续“黑”在日本了。
唐先生为了避免逃避便衣警察的注意，他每天上班都会西装革履，手里拎着名牌的公文包，可是公文包内却放着他打工所穿的工作服。
唐先生一边打工一边没有与前妻中断联系，因为他总觉得结发妻子是最值得珍惜的。毕竟这麽多年自己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尽管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没有伸出援手。
两年过后妻子大学院毕业了，在长野县的一家公司就了职。唐先生想与前期复婚，找回曾失去了的婚姻，这样回国就算没有太多积蓄，也不会被请朋好友笑作“在日本混丢了老婆”。在日本过着“黑户口”的日子是无法用言语所形容的，他想早日得以解脱。但是当他在长野县见到自己的前妻时，却得知前妻已经准备和一个来自中国东北的男人结婚了。唐先生彻底绝望了。
回家的路是最踏实的
自那以后，唐先生生活的目标变得明确了，他要多打工多赚钱，早日回到故乡。但是这时的唐先生已然不是当初少壮青年，由于多年来连续透支体力般地打工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从前。记得记者和唐先生最后一次见面聊天时，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感觉真的累了，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精神上、情感上。早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来的。我已经整整11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念家里的父母。现在我仍旧没有攒到多少钱，在日本一个人生活是攒不到钱的，每天下班回家哪还有力气做饭只能到饭馆，每天的收入除去这3顿饭，你说还能剩下什么”那一天唐先生和记者聊了很久，他告诉记者自己算是幸运的了，他身边很多和他一样“黑”着的朋友都纷纷被便衣警察拍了。唐先生在日本逢庙便拜，在他的提包中最多的就是从各个寺庙求来的护身符。唐先生的理想是用自己在日本的积蓄回到故乡开一家小饭店，慢慢经营。之后再娶一位好妻子，为他生个孩子，今年已经36岁的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赚不到钱，能不回国就不回国
认识牛先生是在半年前的一个华人聚会中。当时他正在为爱人能否进入大学院而焦虑。因为爱人能否顺利进入大学院关系到他们两个人能否有合法的身份留在日本。
亲人眼中的“能人”
5年前，牛先生一个人从内蒙古西部的农村来到北海道的一所大学留学。来日本之前他在西安读过两年的私立大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两年的私立大学差点把高中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了。”
来到北海道的第5天他就找到了一份在海产品加工厂的工作。这份工作很辛苦，每天夜里11点上班，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每小时的劳酬是1300日元，在这份工作的基础上他又在一家料理店里打了一份工。有了这两份辛苦但是收入令他满意的工作，牛先生感觉日本比起他的家乡钱好赚多了，很快他就尽管在每天上课时他总是打瞌睡。
牛先生至今还自豪，他是他们学校所有学生中第一个买汽车的。不管怎样牛先生算是站稳了脚跟，他接下来做的就是努力打工攒钱把远在故乡的女友接过来一同留学。经过牛先生1年的努力，他的女友如他所愿地来到了他所就读的学校与他共同编织着日本梦。这一对情侣除了上课就是打工。牛先生说他们赚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会有60多万日元的收入。
北海道生活令女友想到了尚在故乡读高中的弟弟，她和牛先生商量想要把弟弟也办过来留学。女友家的经济条件不好，费用当然是要由她和牛先生先垫付的。牛先生爱屋及乌，没有怎么拒绝就当应了女友的要求。
第二年女友的弟弟也踏上了北海道的土地，为此牛先生付出了他和女友所有的积蓄。“小舅子”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二人生活。“小舅子”从小娇生惯养，来到这里不愿意打工，女友对这个弟弟也宠爱有佳。对于此，牛先生也不好多讲，只能忍着，日子久了和朋友们喝点小酒倾诉一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日子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又度过了1年。牛先生大姐的儿子在家乡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大姐想要让牛先生把儿子也办到日本留学，一方面学点知识，另一方面赚点钱。牛先生把这个想法向女友说了，因为“小舅子”是牛先生办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拒绝。只是这回又苦了牛先生，因为姐姐家的经济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经过1年的苦心积累，牛先生终于把外甥送到了自己就读的大学读书。牛先生和他的女友以及小舅子和外甥共同居住在牛先生租来的2居室中，房租当然是由他来付。日子久了这使得他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谁让自己是乡亲们眼中的“能人”谁让“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外甥来的这1年也是牛先生来到日本的第4个年头，他也该大学毕业了，问问自己学到了什么，自己竟无法回答。日语倒是长进不少，但那是在打工的过程中学会的。回首自己走过的4年，通过辛勤地打工钱确实赚了不少，但是基本没有留到自己的账户中。去年牛先生大学毕业后和女友领取了结婚证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带着女友(她的课程已经修完)离开北海道，来到东京打工，他觉得东京机会多，同时也能避开自己的外甥和“小舅子”，他要踏踏实实地为自己攒点钱。
东京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在这里他们很快找到了各自的工作。收入也还说得过去。牛先生打算1年后在东京给爱人找个大学院读，这样自己也可以以陪读的身份留下来继续打工赚钱。
妻子怀孕，计划全乱
牛先生也曾想过通过自己就职来得到签证，这样爱人就可以家族滞在的身份留在日本。但是经过四处碰壁，他真正体会到了金融危机下的日本。
牛先生的理想很单纯，他想攒到一笔钱，之后回国。在家乡他觉得开一家超市可以令他们衣食无忧。但是随着在家乡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他在这里也深感体力不如从前，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理想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但是他有一点他是明确的，那就是“赚不到钱，能不回国就不回国。”
留学日本的80后
今年23岁的小郭来日本刚好一年有余。在国内她这一代人被称为80后。来自北京的她告诉记者促成她留学的必要条件首先是父母的支持，其次家里经济条件也还算富裕，加之她从初中——月坛中学开始学习日语，所以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最后就是想在大学毕业后为自己再充充电，开阔开阔眼界，亲身体验一番外面的世界，留学期间争取拿下一个硕士文凭。由于在国内大学就读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所以想在庆应、早稻田这类名牌大学里继续攻读金融学硕士学位。
从那一刻开始，小郭的心就已经蠢蠢欲动起来了，一心憧憬着离开校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大学的毕业典礼是7月3日，小郭在毕业的第4天就一溜烟飞到了日本。
初来乍到，新鲜奇妙
刚下飞机，小郭感觉什么都是新鲜的。喇叭里传来的日语广播，面带笑容的机场服务小姐，大巴士上标着的日文假名……
小郭来到学校，还完全感觉不到学习的压力，手头也算富裕。置办新家具，申请手机，联系老朋友，除了在语言方面沟通有点障碍以外，其它一切非常顺心。每天充实的生活令她顾不及思念家人和朋友。全身心投入到日本这个大环境中。
来日之前，在小郭的感知中里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两件小事使小郭很快对日本人的这种“热情”产生了质疑。
小郭告诉记者:“有天坐在电车上，看到一个打扮时尚，少说也得6、7十岁的老太太上了电车，她径直走到了我面前拉住吊环站着，我看到此状立刻给她下意识地让座，我一起身，倒是把她下了一跳，边往后退边问我“なになに(怎么了怎么了)”这反倒让我觉得窘起来，在车上给老人让座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但周围的的人似乎也都在用诡异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只好又重新坐回位子上去，反倒我让座对她造成了什么人身伤害似的。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日本人做事情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以坚决不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也不想给他人带来麻烦。即使“热情”也绝对有个严格的范围划分，分内的之事一定200%做到，而分外的“热情”反倒是会给他人增加负担的。”
还有一次，小郭去浅草玩，回来时买了几个人形烧送给她的宿舍的管理员。谁知第二天，那位管理员买了与人形烧等价的小点心送给小郭。虽说收到回赠是开心的，但小郭确开心不起来，反倒觉得自己是给人家添了麻烦似的。因为对方要为回赠礼品费脑筋。
经历这么两件小事以后，小郭开始怀疑起来，这真的是自己以前感知中的的彬彬有礼的社会吗日本的“君子之交”小郭感觉更像种负担。
踏破铁鞋无觅处只为找工打
小郭向记者介绍，转眼间语言学校就开课了，这个时候自己的生活费也所剩无几，于是开始像热锅的蚂蚁一样有点坐不住了，不打工赚钱是不成了。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自然是处处碰钉。那个时候倒也仗着胆子大，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但凡看到店面前贴着“招工启示”便直接闯进去问。我本来想在语言学校附近找一家餐厅打工，想着下午下完课正好还能解决饭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于是开始在学校周围展开了席卷式找工法，但大部分店长一听说你是学生，又是外国人，都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并用很婉转的方式拒绝你。就这样，一条街下来，小郭唯一的收获就是看全了各位店长为难的表情。真是处处碰壁，不禁心灰意冷。但也只能无奈接受这种现实。
当小郭晚上回到家，看到家门口对面的99元店也在招工，也没抱什么希望，随便进去晃一圈。她告诉店长自己刚来日本，家就住在这对面。店长感觉她的日语还不错，竟然当场给小郭安排了研修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这里时给只有850，但工作简单，就是收收钱，摆摆货架之类的。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小郭来日一个月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小郭说:“现在想想也许当时店长就是看中我不要交通费这一条了吧。隔月的1号我终于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笔工资，虽然只有5万元左右，但却欣喜无比。算算合人民币也小三千块呢。立即在我们店里买了个最高级的便当好好犒劳了自己一下。”
梦想成真，归心似箭
经过笔试和面试之后，小郭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金融专业。小郭告诉记者:“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半年以来的拼搏都值得了，当时我一心想的就是赶快回国见见亲人，并亲口告知他们这个喜讯。于是当天我就买了特价机票，真是归心似箭。”
虽然小郭离开北京只有半年，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听着周围亲切的母语，她感到无比放松，仿佛又回到的母亲的怀抱中。
第二天，小郭约上同学回到了自己曾经读过的初中、高中、大学各转一圈，走在熟悉的校园上，她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有时她甚至在想这一切是否是为了自己的归来而刻意保持原样，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往日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一种温存感油然而生，惬意、舒适、松弛，这半年以来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孤独或痛苦，这个时候也是值得的了。
短短10天归国生活如做梦一般转眼即逝。当她乘坐飞机再次返回到日本后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听到日文广播，反倒有种回到现在的感觉，非常奇妙，溢于言表。
通过早大感受日本
后来小郭才渐渐感到一个外国人是永远不可能融入日本人中去的，无论你日语怎样流利，他们也始终因为文化不同而把你当做另外一个特殊群体看待。日本是一个较排外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习惯，如果不是常年生活在这里，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中的独特文化内涵。后来每当看到早大的学生们在饮酒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勾肩搭背地站在店门口的情景时，我都强烈的感觉到这永远都只能是属于他们的世界，而我永远都只能做一个旁观者。
在这个忙碌的社会，越来越多人选择远离充满油烟的厨房，在餐馆里解决“口腹之欲”。可是，食物光鲜的外表下，又隐藏着哪些不能说的秘密？有请业内人士为我们一一揭开
秘密一：滋补汤基本没营养
“说现在餐馆里的滋补汤九成九都是假的，一点儿也不夸张。”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烹饪协会副秘书长石万荣表示，别看菜单上写着天麻、当归、乳鸽、甲鱼等补品，再配上少则58元、68元，多则几百元的高价，里面却基本没营养。“名目繁多的汤都是用最便宜的大棒骨熬制的汤底做成。那些猪蹄啊、乳鸽啊也是事先煮好，然后剁块放入冰箱冷冻，需要端给顾客的时候，就把肉块和药材一起加入汤底，利用药材的气味掩盖猪骨汤的腥味，就可以变化出各种各样的高价汤了。”石万荣透露，汤里经常会用到味重的中药，比如党参、当归等，就是为了给汤加味。再者，这些中药材也基本不是正经药店买来的
专家支招：汤煲得太久反而营养尽失，餐馆里的汤，都是一煲好几天，里面有的只是高脂肪、高嘌呤，还是少喝为妙。在餐馆就餐时，不妨点现做的西湖牛肉羹、豆腐汤、西红柿鸡蛋汤等家常汤。若是宴请，也可以点银耳羹等，反而更健康
秘密二：活鱼活虾走过场，死鱼死虾全上桌
一桌菜里，最提档次的就是鱼虾等海鲜。点餐后，总有服务员拿网兜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让顾客过目。可是，真正上桌的，还是你看到的那条鱼吗？“其实在很多餐馆，那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就是展示品，上桌的都是死鱼死虾。”从事餐饮工作20多年的王志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一般的餐馆，海鲜类的流水量并不会太大，但是又必须买鲜活的撑门面，那剩下的死鱼，就被不知不觉端上了饭桌
专家支招：活鱼活虾其实很容易辨认。一般来说，鱼眼突出、鱼肉有弹性、表皮完整的大多是鲜鱼。有些鲜鱼在蒸制过程中肉会裂开，这也是新鲜的标志。鲜虾的尾巴是张开的，头是黑色的，一眼就可以辨认。总体来说，想吃新鲜的海鲜，最好选择专卖海鲜的酒楼或人流量大的餐馆，在这些地方水产品流动快，吃到不新鲜的概率要低
秘密三：海鲜卖的全是水
专家支招：宴请时点海鲜是为了档次，一般人也不好意思计较分量，而餐馆就是抓住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才敢堂而皇之地短斤缺两。自家人如果想吃海鲜，可以点按个收费的，比如扇贝、大虾等，价钱比较透明。如果有条件，还是自己买回家做比较好，毕竟去水产批发市场可以挑到鲜活的，而且可以自己带个弹簧秤，保证分量
秘密四：“秀色”并不“可餐”。
自己在家炒肉时，无论厨艺多好，牛肉炒后就是褐色的，猪里脊就是灰白色的。这是因为，加热后，肉中的“血红素”被氧化，就会变成褐色或浅灰褐色。可为什么一些餐馆中的肉菜颜色鲜艳呢？据记者了解，许多餐馆中的肉使用了发色剂———亚硝酸盐。根据国家标准规定，亚硝酸盐可用于火腿肠等熟食制品中，但对于餐馆用来炒菜并没有限制。因此，餐馆在炒肉菜前，会对肉制品“润色”，这样炒出来的肉质鲜嫩，颜色也很好看。有一些餐馆制作的“三黄鸡”也会加入色素，让肉看起来更黄。还有一些凉菜，像海带、海白菜、贡菜等，也是加了相应的合成色素，看上去更加新鲜漂亮
专家支招：厨师做出的菜可能比你做的好吃，但食物的颜色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如果你点的菜肴过于鲜亮，那就很可能是“化妆”过的。现在很多菜谱都带图片，那些看起来过于鲜艳的菜，还是少点为妙
秘密五：瓶装饮料最合算
很多人觉得，平时五六块钱的饮料一进餐馆，身价少说也得10块钱，点起来太亏。“其实不是这样的，可乐、橙汁等饮料的价格，大家在超市都能看到。虽说到餐馆里涨了价，但其实是最划算的。”石万荣说，餐馆的真正暴利来自于鲜榨果汁，这些都是香精勾兑出来的。一个半个水果，加上增稠剂、果味香精，再倒入纯净水，放入榨汁机搅匀，就是以假乱真的鲜榨果汁。“西瓜是水分最多的水果，大家可以回家试试，一大个西瓜都未必能打出一扎果汁，其他水果就更不用说了。”石万荣说
专家支招：在餐馆里，点瓶装饮料是性价比最高的。出于健康考虑，还可以点零热量的茶水。
秘密六：周一的菜最不新鲜
专家支招：选择那些每天24小时营业的餐馆，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因为他们的客人总是很多，必须每天进货。“一般的餐馆，周末的菜会比较新鲜，为了应对人流高峰，餐馆都会有充足的储备。”王志说。此外，也别在餐馆打烊前去用餐，这时厨师一般都会应付了事，而且厨房已经进入清洗消毒阶段，你的食物接触到清洁剂、洗涤剂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秘密七：最暴利的菜是土豆丝
很多人认为餐馆里海鲜最暴利，这就完全错了。“往往越便宜的菜，比如炒土豆丝之类的，利润空间最大。卖10元一盘的醋熘土豆丝，成本1元都不到，大家想想就知道了。”石万荣说
专家支招：中等价位的菜，是性价比最高的
秘密八：材料越复杂的菜，可能越不新鲜
王志说：“餐馆处理不新鲜的原料有两个办法，一是加重口味，用红烧、酱焖等做法，掩盖不新鲜的口感和气味；二是和其他原料放在一起，甚至把主菜变成配菜。比如炒肉丝一般要用新鲜的肉，但肉末豆腐里的肉就未必了。”还有些海鲜煲、素什锦之类的菜，因为原料复杂，里面也常常隐藏着几种不新鲜的原料，消费者往往难以发觉
专家支招：多点“简单”的菜。如果原料只有一两种，不超过三种，那么其中就很难混入不新鲜的了。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
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最容易忘记的25件事：忘记喝倒好的热茶居首
新华网伦敦７月２３日电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成年人平均每天会忘记３件事，虽然女性平日要记住更多琐碎的事情，但她们的记性要好于男性。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２３日报道，英国国家彩票局调查了２０００名成年人后发现，英国男性平均每天会忘记３．５件事，女性为２．５件。被忘记的事情主要包括家务杂事、密码等数字，以及一些重要活动等等。
研究人员总结出一份“２５件最容易忘记的事”的名单。名单显示，“忘记喝倒好的热茶”和“找不到钥匙”是最容易发生的，分别有四分之一的人常常如此；“到了商店却不记得要买什么”，以及“忘记洗衣机里泡着的衣物”紧随其后，分别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曾经有此经历。
其余常被忘记的事还包括信用卡个人识别码、为手机充电、停车位置、给植物浇水、写感谢信和买牛奶等等。
报道说，四分之一的人曾忘记重要的约会，十分之一的人曾因忘记朋友子女的生日或名字而发生不快。
研究人员认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人们的健忘水平。一名国家彩票局发言人说：“英国人的工作和生活比以往都要繁忙，我们本已拥挤的大脑要记住的事情实在太多。”
研究还发现，尽管人们记性变差了，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