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晗（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书房，是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
不但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读书抚琴的处所，还助力他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早在汉代，文学家张衡就曾称赞自己的书房可“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曾是无数名士的桃花源，而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则以规模宏大与海量藏书著称，乾隆的书房“三希堂”收藏了中国最顶级的书画珍品……
不同的书房，代表了不同的中式生活美学。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通道。一些文人墨客却因时运不济、命途乖蹇，不是屡试不第，就是遭受打压，不得不寄情于山水与诗酒之间，远离庙堂，避世江湖，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名士之美。
名士们的书房必有另番情趣。最知名的当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这间因千古名篇《陋室铭》而流芳百世的书房，见证了刘禹锡等名士们的生活美学。刘禹锡是一个官运不太好的人，在60岁之前，他做过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刺史。因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既是“陋室”，当然不求气派奢华，也不求满壁藏书，不必有“丝竹”声这种奢侈品，更不能堆满案牍公文，变成一间要务繁忙的办公室，但一定要具备“亭台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自然朴实，要有“鸿儒”们的雅集，从而满足名士们清新淡雅的精神需要。这种因各种“陋室”而孕育出的名士之美，从魏晋的“竹林七贤”到刘禹锡，再到八大山人、郑板桥，一直延续至今。
两宋以降，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书斋应运而生。
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明清之际有两部书，就是讲书斋的陈列、布置，一部是文震亨的《长物志》，另一部是高濂的《遵生八笺》。在《长物志》中，文震亨认为，书桌应当“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月”，而高濂更是要求书斋里要准备“卧榻”，目的在于读书劳累了可以“偃卧趺坐”，宛如今日许多人在书房里放置的沙发。
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与高濂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等著述，均对此颇有研究。
无论是陋室还是书斋，它们最大的差异，是在生活美学上的审美情趣不同，要说藏书，其实都不能算规模宏大，多半收藏一些经史子集的常备书或是少量私刻、坊刻的善本。因为印刷技术有限，古代中国大部分私人书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书。
但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对得起“汗牛充栋”这个词的书房。那就是兴起于明清时期江南的藏书楼。它们以动辄几十万卷的藏书量再加上与之相辅相成的园林、水法及木质建筑的藏书楼，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学中的另外一端：极致之美。
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其主楼是一栋“面阔六间的两层硬山顶”“坐北向南，左右砖登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的楼阁，并且“凿一池于楼下”，其风景“曲岸弯环，水漾涟漪，堂之影、亭之影、山之影、树之影，皆沉浮波中”。这种奢华的园林景观与几十万卷藏书交相呼应，可谓极致之美的典范。
有清一代，江南藏书楼数不胜数，除了宁波天一阁之外，还有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彝尊的“抱曝亭”以及晚清陆心源创办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乾隆帝曾称这类藏书楼之多令他“指不胜屈”。这也是当时江南经济繁盛的重要见证。
前述三种书房，皆为民间书房，宫廷书房与民间书房大不相同。这类被后世统称为“上书房”的书房，除了藏书、读书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收藏重要的文物、字画，另一个就是谈论国事。
乾隆帝有个书房，叫“三希堂”，源于“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句话，位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里，是为乾隆皇帝的上书房之一。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古代字画珍品如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以及数千册珍贵的宋版书皆为三希堂所藏。这使得三希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博物馆与图书馆。乾隆帝还将其作为谈论国事的场所，因此三希堂与其母体紫禁城、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一道，成为中式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典范：崇高之美。
中式的崇高之美，是一种独特的生活美学，它既反映了封建时代文化、政治中心的统一，也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庙堂仪式感的最高境界。能享受这类生活之美的，当然只有皇亲国戚与王公贵胄。但它却借助皇权的力量形成标杆，对中国人的审美观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