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说中国的货币超发严重，并且动辄以M2的增速为例来验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普通百姓，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发现自己有多少存款。按照央行的统计数据，中国的M2和个人储蓄存款的数据分别是：
1980年：1843亿元——395.8亿元
1990年：15293亿元——7120亿元
2000年：13.46万亿元——6.43万亿元
2010年：72.57万亿元——30.3万亿元
2016年：155万亿元——60.3万亿元
以1990年为基准，26年间M2整整膨胀了100倍。而同期的全国储蓄只增长84.7倍。如果做图看趋势，也许更明显，如下图：
一、发红包与加减税
在开始本节内容之前，我们先做一个调查。
1、你认为中国当前的税负高不高？
2、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全面减税？
3、你是否认为减税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即便不带有任何偏见，我们也可以预见，绝大多数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选择都是肯定的。即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税负很高、应该全面减税且减税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呢？因为如果能看到这个调查，说明你属于有文化、能使用智能手机、能上网而且有闲情逸致来参与这项调查的中高收入群体。这样的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纳税的主力。
纳税，等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给国家。国家看起来有点虚无，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给国家呢？正因为如此，这个调查的第一项几乎不用多想，一定是多数人认为税负太高了。而且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应该减税，甚至还有一大套理论支撑，要求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你看，特朗普不就实施减税计划了吗？在很多人看来，减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如果我们把调查问卷仅仅面向中低收入人群，比如离退休的老人、残疾人员、享受低保的人员、农村里的留守老弱病残人员等，他们是否也会做出同样的选项呢？按说不会，因为这些人是享受税负照顾的人——国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是给他们补贴、补助或者为他们服务的。
当然，都加税等于没加税，如果反向推导，自然也能得出结论——都减税等于没有减税。即便对于穷人来说也是如此，减税看起来减少了支出，但很可能也减少了收入（红包从100元变成了1元，穷人支出少了，但得到的也少了，即便在下例中）。既然如此，你还会说现在的税负重吗？你还会赞成减税促进吗？
第三，我们再把规则变化一下。如果群里有10个富人、90个穷人。现在的规则是穷人每人发100元的红包，富人必须发1万元的红包，仍然是面向所有100人。没错，这是“富人补贴穷人”的做法。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数据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全部红包的金额是109000元。按照人头去分，每个人实际得到1090元，其中，90个穷人实际所得是990元，10个富人实际付出是8910元。在这个模式下，富人是净付出者，穷人是净得利者。如果我们在这个群里做一个调查，问这个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应该改变，以降低税负呢？答案也许是出人意料的。多数穷人会要求坚持这个制度（很少人例外），小部分富人（多数人例外）也赞成这个制度，愿意多交税。所以，所谓富人补贴穷人，不管在哪个社会哪个朝代都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
由此，我们从发红包出发，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
1、人头税看起来最公平，却实际上不合理；
2、都加税等于没加税，但对穷人更不利；
3、都减税等于没减税，对穷人也无益处。
二、征税就是富帮穷
其实，上述第三个案例才是真实、正常的社会制度下的税收准则。即正常社会中，富人交税的比重和金额远远超过穷人。（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是正常的现代社会，以前有过并非如此的征税制度，后面还会谈及）
首先，在所得税方面，富人所得肯定远远大于穷人。因此，无论采用怎样的所得税制度，富人的交税金额必然远大于穷人，更何况多数社会是设置了所得税累进税率的——收入越高则税负越重。比如，中国2011年9月调整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如下图：
显然，月收入低于1万元的人，税率在0-7.5%之间，税负不过十几元到数百元，而月收入超过3.8万元的人，税率就超过20%，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人，税率则接近30%。月收入逾10万元的人，他的纳税额就等于3个月收入1万元的人的全部薪资总额——毫无疑问，高收入人群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纳税总量远远超过低收入人群。
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个人非薪资所得税方面，采用的是固定税率。比如企业所得税如今统一到25%、增值税多数在13%和17%、个人一次性所得的税率是20%。即便不考虑国家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在等税率的前提下，越是大企业，其纳税总额就越高。比如，万达集团2016年纳税总额316亿元、华为公司纳税900亿元。本质上，越是大企业，缴税越多、对社会的贡献度就越大。
其次，在流转税（消费税）环节，富人的消费额远大于穷人，这就注定富人的税负必然大过穷人。比如，买一辆不含税价格13.5万元的轿车，要支付17%的增值税和10%的车辆购置税，税负总额就超过3.6万元。税率已经接近27%。但这还没有计算消费税，如果车辆排气量超过4.0升，则需要加征的消费税高达40%，如果是进口车，则需要再缴纳25%的关税。如果车辆价格超过130万元，则消费税要再加10%即达到50%以上。于是，一辆在国外销售价格约合100万元人民币的车辆，在中国大陆购买就要支付160-180万元的税。如果是报关价格300万元左右的豪华跑车，在中国大陆购买需要支付税额是500万元左右——实际买下这辆车需要花费超800万元。
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不需要对开豪车的人仇富，而应该对他们多一份尊敬：他们开的车越豪华、配置越高，越要缴纳更高的税负——你甚至可以有一点阿Q精神，说这是智商税，毕竟，看起来是千万元豪车，其实要缴纳600万元的税。
不止如此，开车的人还有日常的汽油费用、过路费、停车费、洗车维护费用等等。这些费用的大多数是与车价成比例递增的，即车越贵则需要承担的各种成本就越高。比如被很多人诟病的汽油费，在国际油价每桶140美元的时候，我们国内的93号汽油费每升6.15元，后来，国际油价跌到每桶4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同级别汽油价格曾跌到5元以下（4.8-4.9元）。再后来，国际油价稳定在5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汽油价格就逐渐稳定在6元左右，没错，跟140美元油价的水平基本是一致的。
这时候已经不用去计算汽油价格的构成，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所有开车的人，他们每开动一公里，都给这个国家贡献了一定量的税费，而越是豪车，缴纳的费用越高。
那么，穷人呢？穷人没有买车，为开车而付出的费用是0，为养车付出的费用也是0，但是，国家从购车者那里征收的税费，却大多数给了穷人，穷人可以享受到富人纳税所间接提供的国家福利。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中，纳税最多的必然是两类人：
第一类：能赚钱的人。包括企业家、贸易商、创业者，善于赚钱的人，往往开办企业，在此过程中给国家缴纳了大量税收。另外一些投资家，本质上是把自己的钱拿去给企业经营，或者在交易中纳税，基本属于赚钱越多则纳税越多的群体。
第二类：能花钱的人。花钱多的人，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了货币的流转，由此给国家处处留下税收。正常情况下，能花钱的人应该是能赚钱的人，但也有的人不能赚钱但却能花钱，比如女性、贷款消费的年轻人、贷款买房的普通人，等等。在贫穷的时候，国家鼓励节约；在富裕的时候，国家鼓励消费，其本质，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平等。
由此也可以预计，未来的世界，必然会普遍设立遗产税的。让有钱的人在老去之前尽量花完他所赚的钱，以免形成一个稳定的食利阶层，从而刺激全社会的人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
由此可见，健康而正常的社会，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图，而是取之于富人、主要用之于穷人的。这就是税负的“富人帮穷人”效果。
三、庞大的蓄水池
税收是国家实施货币回笼的第一招，是通过多收富人的税去补贴穷人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政府收税，为其天职，差异只是征税的对象、比例以及税收的使用方式，这是我们以后要谈的。
除了征税之外，中国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货币蓄水池：房子。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古今不变。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方针下，城市的住宅建设十分缓慢，比如，北京市1957年的成长局面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7平方米，而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基本上是三口家不过10平方米而已。从数字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几乎没有改善。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为买房子的贷款增速也越来越快。到2016年底，境内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已经超过20万亿元。而2010年底，这个数字才刚刚达到6万亿元。可以说，2010-2016年的这6年间，居民购房贷款突飞猛进，它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居民户的存款水平渐次下降。
如此，你就可以理解我们本文开头的那张居民储蓄/M2的图形。为什么会从1998年开始逐渐下滑？就是因为大量居民存款去购买住房了，而且这还不够，还要从银行大量贷款才能满足购买住房的需要。
回头去看，1978-1998年间，居民储蓄/M2的比例从20%增长到50%。如果没有住房的消耗，这个比例在2018年前后达到100%也是完全可能的。那时候，想一想居民储蓄不是60多万亿元而是160万亿元，中国的物价会怎样？
所以，房地产市场，才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货币蓄水池，它有效吸纳了居民收入新增加的货币，降低了居民储蓄总额，让居民的储蓄直接转化为实物的财富，抑制了物价上涨的趋势，在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说税收是各国皆有的举措，房地产也是各国都有的项目，但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却有其独特之处，即：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
土地归国家所有，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
1、所有购房者，都在变相缴纳土地税。地价才是房屋价格的最大构成部分，一套价值500万元的房子，扣除开发商成本和利润，其中的土地价格可能高达200万元以上。2016年8月17日，上海静安区某地块以110亿元被拍卖，楼板地价高达10.03万元/平方米。按照业内人士的估计，将来房价会达到15万元以上。如此，我们假设一套120平方米的住宅，其购买价将高达1800万元，但买家支付的土地价格是1000万元——购房者将其总价的近6成用于支付土地费用，这与我们此前所说的豪车税有什么区别呢？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一个买房人就都是慷慨的纳税大户。过去20年，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近30万亿元，这笔钱几乎完全由政府支配，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税收。
2、城市土地增值的过程中，实现了相对的公平和平等。中国发展过程中，土地价格涨幅巨大，拥有原始土地的人将会获得非常巨大的收益。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修改宪法，确定城镇土地的国有化，因此，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几乎很少有人可以平白享受天量的土地增值收益。一方面，早期的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房价上涨过程等于白得一张房屋看涨期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无偿划拨、有偿收购和土地变更等模式，几乎零成本获得了土地权益，再通过计划出售或者招拍挂的模式卖出去，防止了当地居民获得过高的土地出让收益。
其中的第二点非常重要。2010年，深圳的大冲村改造，当时就有新闻说会出现10个亿元户、400个以上的千万元户。2016年，深圳的水贝村纳入拆迁改造范围，有的户的补偿款价值过2亿元。为什么是深圳？因为这里的规划最晚，城市发展速度极快，原来完全处于农村的地区最后被纳入城市。所以，一次拆迁补偿的费用，就可以造就众多的亿元户。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城镇土地是私有的，在城市发展之初，全国各地会造就数十万甚至更多的不劳而获的大地主，这些地主靠卖地收入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城市的两极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力也就会更大。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日本有一位年轻人，仅仅依靠父辈留下的几套房产，就可以全年不工作只是吃喝玩乐，等钱用光了就再卖一套房子，如此已经持续了20多年。等他房子卖光坐吃山空完毕，也就快死了，如果没死还可以享受政府保障。如果全社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国家还怎么发展！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的发展历史，在1990年房地产泡沫化的时候，大量有地人员进入市场卖地，金融机构又突然收紧银根，结果就是房地产价格一跌再跌。而香港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其间虽然有几次房价大幅度下跌的过程，但最终房价却一路持续上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其根由即政府控制了土地拍卖的规模和速度，几乎就是房地产市场唯一的看涨的大庄家。
所以，如果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实施土地私有化，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仅仅征地一项，效率就可能低得令人发指、成本可能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从而大大延迟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土地转让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更会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障碍。从这一点来说，土地国有化的制度设计，恰巧化解了这些矛盾。
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国家可以确保房价保持长期的上涨或者相对的稳定，也可以通过土地价格调控房价，更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回笼社会中的货币，从而实现房地产的蓄水池功能。
对中国而言，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的最佳选择就是原始购房和改善型住房两种需求叠加，最好不要有人卖光所有房子兑换成外汇逃出去。如果这样，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就可以促使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相对稳定发展。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方向。
当然，随着居民住房条件的逐渐改善，新购住房的规模或许会下降。房地产市场这个大蓄水池的功能正在降低。此时，举目四望，中国还有哪一块资产能实现类似的蓄水功能呢？唯一的洼地，就是股市。
四、二次分配求公平
对政府而言，二次分配的核心是公益性，其目的是平滑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模式包括：
1、救灾救难。自然灾害和特殊的人为灾难发生后，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救援者。
2、扶弱济贫。其中包括对老弱病残等失去或缺乏劳动能力者的救助，也包括对没有工作能力的幼儿的照顾。
3、保证安全。国家安全主要是对外抵御敌人（团结友邻）、对内维持秩序。
4、行政开支。主要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薪酬和福利。
5、教育医疗。这两项都是全民长期受益的，但也存在分化。
第一，教育投入。人类社会早期的教育是社会自发的市场行为，后来，世界各国都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意识到从小抓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由于教育投入是全民受益，且利在长远、功在后世，人们基本都是认可的。
6、财政异化。除了上述常规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职责外，当今世界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国家财政支出模式，比如生育补贴、财政结余用于发放居民补贴（工资）等。这些做法，逐渐异化了财政支出的本来面目。比如全民发补贴，就是一种“都减税等于没减税”的做法。看起来，同等补贴，更有利于穷人，但实际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并无任何好处——试想一下，你周围的每个人某一天钱包里都突然多出来1万元，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意义吗？
7、中国的进步。除了前述财政支出之外，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有一个巨大的进步，那就是国家承担了绝大多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从而用财政收入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
比如，中国目前商业运营的铁路总长12万公里，居于世界第二，其中高铁里程近2万公里。这些铁路几乎全部是国家建设的，且建设之初和之后，都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的；
又如，中国目前的公路总里程高达460万公里，除了高速公路12万公里有很多民营资本且考虑盈利外，其它公路完全是国家投资且不考虑盈利的；
再如，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建设，其中的街道、公园、广场、地铁、公交设施、农村水利设施、村村通工程等等，每年的大量投入，都来自于政府预算资金。
此外，中国还有数量不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一些，很多时候是不考虑盈亏而必须去投资的。比如前文说到的国际原油价格140美元时，国内的汽油价格稳定在6.15元，这就来自于国家限制成品油价格，由此造成炼化企业亏损严重，其中，中国石化2008年主营业务就亏损260亿元。但这种亏损，换来的是社会物流成本的相对稳定，创造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统计数字显示，1995年中国的国有资本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1万亿元后，其后的20年，国有资本累计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已经超过130万亿元。这些钱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支持。
综上，国家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等财政收入，通过各种扶弱济贫的手段花出去，促进了社会公平，通过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投资等方式，创造了更多社会财富，更好地实现了社会的公平和平等。这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奥秘之一。
这一点，也恰能回应社会上各种关于土地财政的误解。土地出让金虽然是政府收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国家赚了，百姓亏了。对国家而言，赚钱根本就不是它的任何时候的潜在选项——因为政府可以自己印钱、自己创造货币，政府怎么可能想着要去赚钱呢？钱到了政府手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花出去，而花出去的对象，只能是补贴穷人。所以，钱到政府口袋里，就等于到了全民手里，对全社会福利的增长是有好处的。
五、人头税与贪腐
当然，前面讲的是社会健康而正常时发生的事情，如果社会不健康，不正常，就会出现如下两种例外：
第一种，税负更主要的是穷人承担而不是富人承担。比如，中国历代王朝都存在着的人头税，虽然看起来很公平（人人有份、按人缴纳），但对穷人而言，占有的资源和财富极其有限，税收的压力就很大，而富人虽然占有的财富总量大，但在人头税环节上纳税很少。所以，人头税长期实施下去，必然是加剧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在田地纳税方面，传统的中国王朝是给予富人（王公贵族之类）优惠或者免税的，而且，富人还可以跟官僚勾结，以至于田亩税负最终被转嫁到穷苦农民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变得越来越富，穷人的税负枷锁却无处逃避。这就是穷苦大众发出的呼号：苛捐杂税猛于虎也。
我们查看中国人口史可以知道，中国在汉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36年）的人口就已经达到6000万人，800年后的唐朝，人口也就是6000多万人，到公元1000年后的宋朝，人口才勉强达到1亿人。此后的六百多年，官方统计的人口就始终没有超过1亿人。按照官方数据，明朝末年有6000多万人口，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就突然超过1亿人，1764年，人口超过2亿，1790年人口超过3亿，1834年超过4亿人。人口数字的变化，显示出人头税的弊端：一方面穷人负担重不敢生育或者婴幼儿存活率低；另一方面官方数据显然存在大量瞒报——公元1712年，清朝开始不再对新增人口加税，所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23年，雍正开始实行“摊丁入亩”，从此不再开征人头税。从此后，清朝的税赋于人头无关，人口统计的数字才逐渐可靠起来，社会也进入繁盛时期。
第二种，税收没有普惠大众，而是被官僚集团贪腐或者挥霍掉了，没有发挥应有的取之于富人用之于穷人的功能。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史书是否真实，这里不去论断，事实上，这种史书很大程度上是有问题的，或者不可信的），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不是商人，而是一个叫刘瑾的太监（美国人曾将其列为世界首富，依据则是当时抄家时的财产记录）。另外一个有钱的官员是和珅。他们是真正的富可敌国。古人还有云：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在皇朝时代，做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到处捞钱，结果就是民脂民膏落到了官员手里，社会大众享受不到二次分配的照顾，结果积弊日久，社会必然崩溃。
现代社会，人们精明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前述第一种弊端不太会出现了，尤其在中国，税负的主要承担者是富人，穷人更多的是享受二次分配的利益。所以，按理来说，大众不该对税负有太多说辞。但是，人们实际上是担心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即税负虽然被政府收去，如果应用不当，更多被贪官污吏占有，其最终结果就是搜刮了富人、富了官人、苦了穷人，对社会发展也是不利的。
对此，其实也应该辩证地看。
首先，官员贪腐，如果还办事，对于社会横竖是有益的。这个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尤其在社会监管体系尚未健全之前，有些官员贪腐是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坚决反对任何贪腐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因为有贪腐就否定一切发展成果，也是不明智的。
其次，官员只要不对外转移财产，那就是肉烂在锅里，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钱财都在本国本土中转，即便官员贪腐留给下一代，归根结底也还是在本国消费和投资，对社会的危害性要低一些。因此，监督官员的第一道闸门，应该是杜绝官员转移财产，在外汇监管领域防守森严是正确的。
第三，官员贪腐的最大危害其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因贪腐而不再实行严厉审查和监管结果导致社会危害性。另一种情况，贪腐的官员把货币储藏起来，而不是存到银行或者去投资。比如《人民的名义》里的那个贪官赵德汉，2亿多现金藏在家里的床下柜子里，使得这些资金没有进入实体领域流转，这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所以，不管以什么理由和借口，贪腐都是社会毒瘤，需要严管严查严判。
六、最大的蓄水池
除了税收和房子，信用货币时代，各国政府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蓄水池，那就是通货膨胀。
温和的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使得攒起来的钱不值钱，等于是逼迫货币持有者将其数字化了的货币转化为实物财富。这一点，与历史上的硬通货时代大不相同。
在硬通货时代，富人积攒下来的是金银等硬通货，这些货币，不会受到社会中通用纸币的影响，始终保持着最强的购买力。因此，对富人而言，用流行货币去消费和生产，但积攒储藏起来的却是硬通货。渐渐的，社会就会陷入通货不足、流通的货币贬值导致的通胀甚至恶性通胀。
硬通货时代的通胀，是对穷人的剥削，他们手里的货币日益贬值，购买力日益降低，付出的劳动却要越来越多。而富人则基本不受影响，储藏起来的金银财宝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拿出来兑换为流通货币，且保持高价值。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因此越来越深。
数字化货币时代，金银退出历史舞台，此时，货币贬值对于社会各成员一视同仁。钱多的，贬值的额度更大：身价10亿元，如果货币贬值10%，则等于损失1亿元；而身价10万元的，同期损失是1万元。于是，通货膨胀开始具有了公平的特性——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
因此，通货膨胀间接起到了平滑社会两极分化的作用，也起到了类似于征税的效果。这就是凯恩斯1920年时提出的观点：通胀是政府在不经过投票时以无人能察觉的方式向民众征税。如果说税收是蓄水池的话，则通胀不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蓄水池吗？
七、结束语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话题：中国当前的税负重吗？这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选题。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税收制度的受益者，按说不会认为税负重。但在网络上的任何地方做调查，结论总是一致的。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上网回答问题的，多数是社会的富人。
所以，指望网上调查代表真实的民意，是荒谬的。中国的很多政策，更应该访贫问苦到基层去调查，网络民意只是代表多数有钱人或中产阶级的观点而已。而这些人，最起码目前还不是社会的主流——尽管他们是网络的主流。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应该减税吗？没错，网上调查都嚷嚷要减税，那么，减谁呢？考虑到税收带来的福利，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减税而他人不必给予减税的优惠——这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了，如果人人都减税1000元，本质上等于没有减税。但这显然做不到，税收就那么几种，哪一种是可能考虑的呢？
第一种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已经提高到月收入3000元，有人希望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到1万元或者更高。如果在网上做调查，大多数人收入在3000元上下，赞成提高起征点的人还是很多。但潜台词是，每个人都希望起征点最好比自己的收入高就行了，换言之，只要自己不用缴税，其他都好商量。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再做什么调查，任何起征点都有人不满意的。
第二种是企业税。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类企业税负平等、各地企业税负平等，如此，企业家可以根据税负政策调整自己的决策。所以，当一种税率稳定后，全社会范围内的企业降税，大无必要。即便特朗普减税也存在很大弊端，因为减税后无非是将利润留给了股东，而企业的股东，大多数是有钱人。那么，这种减税又有何必要呢？
所以，如果眼光放长远，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是不太可能做大的调整的。大幅度减税，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未必有利。
或许，我们该由“我们的钱去哪儿了”这个话题去考虑一下，未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能吸纳更多资金，我们多余的钱去哪儿呢？股市，或许是最佳的选择。20年后再回头看，我们也许会发现，中国股市的市值规模早已突破百万亿元，成为世界市值最大的股市，股市俨然成为新时期的中国货币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