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各省GDP公布后，排名前10的省份，北方仅剩下山东、河南两席，其余八席皆被南方省份瓜分。差距更大的是城市，北方仅北京一座城市进入前10，其余九城皆在南方。
在东西差距缩小的同时，北方开始掉队了，与南方差距越拉越大。
中学教科书上，曾列出过“中国三大差距”，它们是：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和东西部差距。其中，东西部差距凸显出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90年代中期，我国为争取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入世，接待了一个WTO的考察团。考察团在看过东部的上海和深圳后，质疑说：“中国确实不是发展中国家！”
陪同考察的领导急了，连忙把他们请到了西部。看到东西部巨大的贫富差距后，考察团才写了一份赞同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的报告。
从此，“东部富、西部穷”成了国人固有的印象。
但纵观2022年各省的GDP排名，“东西差距”正在被“南北差距”取代。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为代表的西部各省正快速崛起；北方各省，除了北京外，集体下滑。
从历史表现看，40年前，中国经济20强榜单上有11座北方城市，南方稍微劣势一点；40年后，20强中有15座南方城市，5座北方城市，南方已取得压倒性优势。
如果把中国分成东西和南北两个维度，分别去比较的话，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如图：
北方“西部化”，西部“南方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再举两个南北差距的例子：
第一、中国最富裕的区域在东南，最穷的区域在东北，同为东部地区，只仅因南北之差，发展状况天差地别。
第二、去年，北方省会太原市的GDP为5571亿，江苏省县级市昆山GDP为5006亿。一个北方省会的GDP和一个南方的县级市差不多。
这十几年，北方各省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会不进反退呢？
第一点原因是北方各省的历史包袱重。
众所周知，我国的煤炭、石油资源，大都集中于北方。
在天然资源的加持下，建国初期，我们把苏联援助的重工业大部分放在了北方，尤其工业基础好的东北。南方除了一座上海，几乎没有重工业集中的城市。
等到改革开放，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时，由于技术差、成本高、没销路，这些重工业变成了北方各省市的包袱。
南方各省没有这些烦恼，可以轻装上阵，用政策、财政等手段全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民营小厂显然更能适应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北方各省在“保国企”和“促民营”之间来回摇摆。东北有很多领导是从各大国企中提拔上来的，他们对老东家充满感情，在民营与国企之间，他们多数会选择国企。
国企是要用财政来支持的，厚此薄彼，东北的民企自然竞争不过东南的民企。
第二点原因是资源型城市的破落。
如前文所述，北方多煤多油适合发展重工业。一批资源型城市跟着拔地而起，如产石油的大庆、玉门，产煤的山西、鄂尔多斯、鹤岗。
改革开放后，这些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也不错，毕竟石油、煤炭是硬通货，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的工厂都要买。
可随着资源枯竭和绿色转型，北方的资源型城市日薄西山。
玉门市挖不出油了，13万人跑掉了11万；鹤岗房价崩了，一套房子的价格比不上深圳的一平米；鄂尔多斯盲目扩张城市规模，造了一座鬼城，迟迟等不到外来移民；山西的煤老板，不再嚣张，在煤价的震荡中苦苦挣扎。
北方的资源型城市，除了卖资源外，找不到新的增长点。
南方的反例是深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得到了诸多特殊优待，也是一座“资源型城市”。
等到2000年后，全国都开放了，“特区不特”的尴尬笼罩着深圳人，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把这种尴尬推向了高潮。
第三点原因是北方少了些培养大企业的土壤。
明清时期，山西没有煤矿，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建立起了一个“白银帝国”，他们骄傲地说：“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百年后，山西没有晋商了，只有煤老板了。他们开着豪车奔驰在北京的街头，搂着女演员，四处投资影视剧。煤矿的生产效率、安全状况，全不关心，反正一铲子下去就有钱，躺赚。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各地都可以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但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企业家精神，环境是硬件、精神是软件，一个地方想要发展得好，二者缺一不可。
北方多了些官本位思想，少了些企业家精神。
在以上三点的影响下，北方各省正面临人才和资本都向南方流动的局面。北方不但留不住资本，连人都留不住了。
北方仅有北京、天津、郑州三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进入全国前10，其余7城全在南方。
人是用脚投票的动物，哪里经济发达？哪里生活条件好？哪里收入高？人口会自动向这些区域流动。北方人口的流失，恰恰是北方衰落最好的注脚。
山东省贵为北方第一经济大省，GDP排名全国第三。但山东的第三与前两名广东和江苏差距越来越大。
山东GDP输广东1.7万亿，输江苏1.3万亿，显然广东和江苏处于第一集团，山东属于第二集团。
山东省干部感叹说：“江苏渐行渐远，浙江越追越近，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