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学说：“有一件事，黄仕忠可能忘记了，就是向我借自行车外出，回来只能推着车，因为与人还是与物撞了。[偷笑]。当时脸上显出恐慌的神情，毕竟那时候自行车还是稀罕物。我连说没关系，就在宿舍门口自己修理了。那还是住在一楼的时候。”
所描述的场景，如同镜头一样呈现在人的眼前。我在记忆库中努力搜索了一番，却没有任何痕迹。又设定条件：撞坏车，推着回来，走一段路，承受路人的奇怪眼光，回宿舍还车，内心煎熬如何开口；若是住一楼时，即入学第一学期，我刚十八岁，对新环境尚是陌生，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胆怯的个性，如此严重的事情，经历借车、撞车、还车，这过程中包含无数的节点，却完全没有印象，很不应该啊！——难道是因为太过难为情，故意把记忆封存起来，不愿面对？我好像也没脆弱到这个程度。
八组同学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前合影。（1979.4）
于是换个思路：我什么时候学的自行车？——于是封存的记忆，渐次打开。
入学前，在乡下，家里买不起自行车，学了也没车骑，就没学。入学后，不会骑车，没觉得有需要。中文系在分部，去本部借书，也只走两里路，除此之外，我活动的范围就是：宿舍、教室/阅览室、饭堂、篮球场，除晚上偶尔去隔壁的海洋研究所看场露天电影，连分部大门也不出，好像也没有外出下馆子之类的记忆。再想想，那时我甚至没有留意过谁有自行车，停放在哪里。
寒暑假回家，倒是有机会学车的。我在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是本公社该年两个幸运儿中的一个。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所以我的名字就叫作“大学生”，村里的老人家或是婶姆嫂嫂们，见到我都是眼含笑意，招呼道：“哟，大学生回来啦。”甚至我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时回家，人们依然这样称呼。村人觉得“大学生”就已了不起，并不知道大学里的学生还有不同类别。所以，这时候我要是会骑车，向有车人家借一辆来用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想法很坚定：我不学车。
自行车，广东人叫“单车”，村人叫“脚踏车”。学车，得借车，初学者易损车，不好；会骑车，出行便想借车，村里有车人家极少，也是平日自家要用的，去借，让人为难。不如不会骑，则别无他念，老老实实走路。若不想走路出行，就正好在家陪父母。
推着借来的自行车去杭州郊区华关祥同学家。（1979.5.27）
当时，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文学名著，不断重印出版，校新华书店前，需要排队才能买到。记得舍友买下一部，包上书皮，细心地放在箱底，将箱子推到床底下，然后拍拍手，满足着对我说：“以后慢慢读。”其实他说的这个“以后”，是指毕业以后。我那时没有能力买书，见状，却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现在就把这些书都读了！
大学四年级时，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开始得到了改善，许多老师换了新居。同乡同学倪建平来叫我，去帮中文系一位老师搬家。搬家，特别搬大件物品，我最擅长。因为从父亲那里学了一些经验。例如用一根粗绳，勒住柜脚，两个人就可以用手提着上下楼而不必弯腰，省力且安全。我们先将大件物品搬下楼，装到一辆三轮车上，然后从集体宿舍运去杭大新村的房子。我二话没说，骑上车就走。
1980年代的北京三轮车。CFP供图。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骑三轮车。记得骑到校门口，是弧形弯道，那车把不由自主地右转，直往花坛上撞去，好在我臂力够大，硬撑了回来，再一路保持着这个强度，顺利骑完了路程。搬上楼时，那五斗柜上方是玻璃拉门，建平抬着物品，后退时不小心碰到，将玻璃门的下方磕下了一只约一公分的小角，把师母心疼得嘴巴直发出声音，建平顿时面红耳赤。说起来老师夫妻分居20余年，刚解决问题，把师母调来杭城，因当时经济困难，置物不易，才让师母觉着心痛，还让我看来有些失态。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说，三轮车很难骑的。我说：“没有啊，我跳上去就骑了，很好骑的。”一讨论，原来是我不会骑自行车的缘故。不会骑自行车，反而易于骑三轮车。因为自行车龙头太过灵光，手指一拈就可；三轮车吃重，总往一边偏着走，必须用大手劲才能撑得住。很多人习惯了自行车，手力不足，掌控不住，于是就直接冲路边了。
所以，这也证明，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骑自行车。
广东省深圳市，搬家的三轮车。CFP供图。
我后来又骑三轮车帮许多同学搬过家，就更有经验了。其中有七七级的徐岱兄，我骑三轮车帮他从杭大宿舍搬到官巷口，一上午走两趟，完成时正好12点，我就拿了饭盆去饭堂。后来才想起，这老兄太过专注于物品的安全，一上午都没想起请我喝一支汽水，其实也欠我一顿午饭。下次见面，一定要让他给补上。
记得在生产队时期，村里其实没车，只有邮递员或者卖棒冰佬才骑车进村，但社员们都喜欢谈论这“脚踏车”。大家都没骑过，却津津有味地讨论起骑车技巧。金水老卵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两手把定龙头，两只眼睛向前看，保持好平衡，然后就只管用脚踏着便好。”村人将这话传为“经典”。因为初学的难处，正在于把不住龙头，忍不住要往脚下看，也保不得平衡呵。
学了车，便要用。阳春郭君与我同年上的大学，约好骑车去镇上看望同学。他是多年的老司机，上岭、下坡，灵巧地避开坑洼，绕过凸块，稳稳地让轮子在那剩余两三寸宽的平道上行进，微风吹起白衣，拂动额前的黑发，诚是美哉少年。而我则紧握龙头，两眼向前，无论平或不平，有坑没洼，咬住牙关，勇往直前，那车轮上上下下蹦跳着，我的双手则像是用力按着琴键。到得枫桥，臀已麻木，臂则发酸，汗透重衣，捋一捋湿漉漉的头发，装作若无其事，谈笑自若。
读研究生时，我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杭州产。有时晚上九点之后，读书略厌，便骑车于西湖边上，沿白堤或苏堤，明月在空，轻风徐来，万籁无声，唯有车轮滚动的唰唰声，极是快意。有时也于无人处，试着“双放手”，让龙头自行滑动，初极紧张，龙头倾斜，似不得不出手；但若能放松，下一刻再转得一圈，却又自动返之正，于是畅行。忽悟此中颇有哲理，故而印象深刻。
骑行车上，人在空中，思绪纷至，不觉之中，入于空灵之境。某次在湖边骑车，有顿悟之感，忽见行人突入，右手急刹而左手不应，于是前轮骤制而后轮犹在送力，顿时腾身飞起，幸而顺势前翻，落于草地，居然人车无恙。但从此再不敢在骑车时开小差矣！
以上，是我与自行车的故事。老同学，老朋友，你什么时候学会骑的车？什么时候买的车？如有故事可说，也请告诉于我。
大学同学的精彩故事
仕忠按：前半多是事实陈述，慢慢就走向了故事大赛。有几位原本无意出手，到后来则心痒难挠，终于披挂上阵，亲手演示。
陈建新（杭州人，71年进工厂）：大学时，有自行车的不多，杭州同学也没几个有。但报到时，小炯、炜祥和我在武林门相约一起来的，我们三人都有自行车。杭州同学原来工作过几年的都有自行车吧。外地同学，印象中只有金树良有自行车，多数没有，即使像张扣林那样带工资的，好像也没带自行车来杭州。
倪集民是上学带工资的少数人之一。当时带薪上学的，二班好像四名，三名在九组，徐小洪、张扣林、我，和八组何一枫。一班好像也是四名，任平、李瑜、倪集民，还有谁？
带薪，必须工龄五年整。这是文革前调干生的待遇。炜祥、小炯都没有资格，他们少了一年。高中毕业后，他们被杭州市教育局留下来成了小老师，就是所谓的“五百个”。但一年后，说这样做不对，被推翻，就分配去工厂了。这五百个是这届高中生的佼佼者，1972年毕业。后来恢复高考，起码有一半以上考上了大学。我认识不少。五百个，我的发小吕时铭也是其中一个。我通过他很早就认识孔小炯和尤炜祥。我被杭大录取的消息就是尤炜祥最早知道，并告诉了他哥哥，他哥哥是我同车间工友。所以我们三人能预约一起到学校报到。
周羽强：关于这“五百个”，我来补充一下。
1966年中断了高考，停课闹革命，70年恢复中学招生，但中学教师已经青黄不接。杭州市决定从72级高中毕业生（即文革中的首届高中班）中选拔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充当实习老师（俗称“小老师”），全市（含市属县）500名。我刚从余杭中学毕业，也是被选中的一位。由于当时全国“事业编制”冻结，只能以“公办代课教师”身份任教，工资由政府财政支出。又因迟迟等不到编制（没有编制就如同临时工），导致大家情绪不稳，一度集体到“市革委会”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安排正式工作。有关部门迫于无奈，答应让想离开者重新分配去工厂。当时产业工人远比中学教师吃香，所以大多弃教投工，成为光荣的工厂正式工。也有小部分人愿意继续任教，等待正式编制，我是其中之一。就这样等了六年，国家编制硬是没等到，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高考惊喜！因为我们有上高中、当教师的经历，高考成绩优于他人，也是顺理成章。陈建新说的500人中至少一半考上大学，这是可信的。我知道77级的田伟、邓国华，78级的尤炜祥、孔小炯等都是500人中的一员。当时也有不参加高考的，不久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改制下岗的命运。有不甘心者，继续努力，考电大、函授、夜大等，之后有出息的也不少！
陈建新：印象中，俺们年级四位杭州女同学，好像也都有车吧？朱晓苹、尚建当年能够住在家里读书，一是有车、而是有房（家里有住处）。我77级考上走读生，之所以没报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里太挤，每天骑车半个多小时回家住，想想我就打退堂鼓了。——特别是住工人宿舍七年后，再挤到家里去，更不愿意。
吕立汉：当年金树良兄有自行车，我向他借过。倪集民也有车。
陈建新：外地同学只记得金树良兄有车。大一时他常常很晚了推着车回寝室，印象很深。好像还向我借用我一只校准车轮钢丝的小工具，后来丢了。
张玲燕：倪集民肯定有车。刚入学时，俞忠鑫老师的岳母让倪集民领我去道古桥杭大教工宿舍，倪集民推着车领我出了校门，让我坐车后架上，他要带我去。我当时虽然从农村到杭州，也知道骑车不能带人啊，（录者按：其实是不好意思。）坚决不肯坐，结果他只好推着车，陪我走到道古桥。
马时明：上大学时，我还不会骑车。记得是工作以后单位分配了一辆车，才学会骑车的。
吴朝骞（温州人，入学前待业两年、工作两年）：我会骑车。上大学前在温州街办工厂，有点远，就学会了骑车上下班。
读大学时没有车。实在要紧，就向同学借过几次。记得有一次和方青稚一起骑车到武林门有事。小方骑得飞快，我在后面追。在武林门十字路口，小方被警察拦住，不知道闯红灯还是什么，反正违规了，被罚管理交通半小时。我就在附近等他。不知道小方有没有印象。
方青稚（台州人）：上大学前已学会骑车。印象中读高中时有一次骑着车去车站，结果停放的地方不对，被车站的协警将车扣押了，还罚了几块钱。大学里和同学骑车倒是有过好多次。车是哪里来的忘了。反正好像借一借还是挺容易的，说明当时班里有车者的大度。吴朝骞说的一起骑车去武林门，结果我是闯红灯还是什么被罚，戴上红袖章抓违章，抓着一个顶包才让走。
还有一次与哪位同学（记不得名字了）一起骑车回中文系，在海洋研究所门口，迎面遇到两名大汉（中年人）横着骑车出来，差点碰到，不由嘀咕了一句，擦肩而过。不料对方仗着人高马大，调转车头追将过来，逼停我们两个小小年纪的文弱书生，喝问：“你们刚才骂我们什么？”遂辩解：“我们没骂人，只是说怎么这样骑车，差点撞了。”对方听了，没有再说什么，转身骑车离开。从此对这个邻居单位没有好印象。当时与我一起骑车的，又是哪一位呢？
董春晓（中学时在杭州）：会骑，中学的时候就会了。那时候住在杭州半山的山沟里，是父亲所在的部队医院所在地，带家属的干部可以自己做饭吃，但山沟里没有菜场，要到距离五公里之外的杭州钢铁厂生活区菜场才能买菜。于是我隔三差五就要骑车去上学，在上课之前把菜买好，先放在同学家里，放学后再骑车把菜带回家。那时候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有自行车骑。而在我来说，一个月总有几天要早在清晨五点钟之前骑车出门，到菜场排队等着买猪肉。——那时买猪肉都要凭票，好的猪肉又少，所以必须早早去排队，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周羽强（余杭人）：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就学会骑车了。因为家住古镇，镇上有一家店，修车兼租车。和许多淘气男孩一样，有空就在租车店里转悠，看着有人租车玩，心里可真是痒痒的。自己没有钱租车，只能跟着有人租骑的自行车后追赶，一车在前，四、五个屁孩一路跟随狂奔，似乎也找到了骑车的快感。骑车的诱惑让我想出了办法，那就是让三五个小弟兄凑钱合租一辆，记得是花一毛钱可租骑一小时，于是动员几个小伙伴各出三分五分钱搞定玩一小时。就这样，骑了摔，摔了骑，直到皮开肉绽，摔坏车体，车轮无法转动为止……。
1974年，我当上了公办代课教师，有了28.5元的月薪。因学校离家约5公里路，于是花半年工资，狠心买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着铮亮的车，那幸福的感觉绝对超过如今买入奔驰、宝马。
1978年考上大学，我带车上学，尽管车已经有些破旧，但出借率相当的高。记得几位会骑车的同学向我开口借车，总是神情尴尬却堆满笑容，我很理解借车的感觉，从不婉拒。知何年何月，这辆近似公车的出行驾骑经历风霜雨雪，在各种颠波折腾中，终于链断胎爆，呜呼哀哉……
上大学后，看到年级里好几位杭州同学有车，甚是羡慕。那会儿自行车仍是贵重物品，所以，我从不开口向同学借用。记忆中只在某年的寒假前，因需一早去武林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只得厚着脸皮向同寝室的李瑜借车，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把车钥匙递给了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韩兆铭（宁海人）：我是初二学会骑车。入杭大后，感觉有辆车是奢侈的事，杭州同学好像也很少骑车来校的。有次，我好像借了胡志毅的一辆车，到杭州城逛了下，还顺便从东门进杭大本部潇洒地晃了一圈，被杭大外语系一认识的女生看到，她说：“你居然还搞到辆车啊！”可能平时都在公交车上看杭州，自己骑车自由地看风景，那种新鲜感，那种自由潇洒，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爽！”那个年代有辆自行车，就那么难、那么稀奇，可能我们外地进杭的同学特别有感触。
钱志熙（乐清人）：乐清话叫“踏脚车”，小时候农村里很少见。同院子的堂叔在县里工厂上班，周六回家都骑着一辆自行车。不清楚是他自己置办，还是厂里的。有时见村中那些活泼时髦些的青年，会借他的车来学车。自己那会儿小，从未动过这念头。读完四年大学，不仅自己没车，也没想过要学。差不多硕士毕业时，才起念学骑车。是跟一位在杭州工作的高中时好友学的。在老浙大校园里学，学了半天，也没摔倒，就学会。到温州工作后，才买了车。周末有时骑车回家。骑出城中，到码头乘渡轮，再骑车回家，差不多得三个小时。比小时候看到我叔从县城骑回家，要远多了。现在回想，挺诗意的！
蒋承勇（义乌人）：上大学前已经会骑车。那时自己当然不可能有，是借公家或私人的车学会。在我们苏溪镇里，那时自己有车的人，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会骑车也是一种时尚。所以作为年轻人，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学会骑车。
赵建中（莫干山人）：我学会骑车是在初中一年级，借我同学的车。后来父亲所在的公安局有一辆工作用的车，有时我也会借来骑一下。到杭大中文系读书时，曾在杭州城区骑行，但次数不多。依稀记得（1982年初夏）曾与张扣林一起骑车去浙医大林晨哥哥处，了解本系学生毕业纪念册的制作情况。扣林骑车很快，我只能戮力加速。其时只觉得风过双耳，身旁的行人与行道树一掠而过。如此长距离与如此疾速的骑行，于我来说是第一次。
尤炜祥（杭州人）：我十三四岁就会骑了，因为母亲的小姐妹是开车行的。当时刚学会，是何等兴奋，就马上去翻六吊桥（白堤）。以后的日子里又撞了老人，后来一连几天背老人上医院看病，好在医院比较近，就隔了一条巷子。——哈哈，撞了人还逃逸，但老人是同条巷子的，老人的家属找到我家评理……。
孔小炯（杭州人）：应该是在上中学时学会骑车的，然后就借家人的、朋友的车过瘾。到了工作时就攒钱买车，读大学时好像已经骑成破车了。在工厂顺带把修车也学会了：先把车五马分尸，然后一一清洗、该换的换，该补的补。最后重装成车，骑回家一路轻松。在工厂呆过的人，托大锅饭的福，估计都会修车。
任平（杭州人）：上初中时就会，下乡后则用公社的车走村窜户，一度调查“和平军”的残余。进城工作后，曾骑车二十多里去乡下，赶上“清塘”。买回二尾包头鱼，为了过年吃上魚。一路被太阳猛晒，鱼已经成了鱼干。弄到一张自行车券，永久17型，小伙伴向我讨，说是刚谈了女友，需装个门面。但我实在不忍放手，以致二人有了芥蒂，曾经的合作节目《扬鞭催马运粮忙》（笛子与手风琴）也告中断。这车，到我进杭大中文系还在用，但后来就失窃了。又买了奇安特，丢。再买一轻跑，又丢。所以车不能丢，会连续的。
许贺龙（东阳人）：当年我的心目中，自行车那是吃公家饭人的专利品。记得村里的小伙子去相亲，如果能够穿一件旧军装，骑一个千方百计借来的车，那就是最有排场的。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能骑上车。上大学后，看到有杭州同学骑车来上学，自觉敬而远之。直到1980年左右，我爹用卖年猪的钱买回一辆自行车，让我和弟弟学会了骑车，那感觉比二十几年后买了私家汽车还扬眉吐气。
沈卫东（中学时在舟山）：会骑，但是好像没有骑过，因为自己没有车。学骑车是在初中，在那之前已经会骑三轮车。最早学车的时候，个子不够高，怕摔倒，就坐在后座上，把脚伸到前面去骑。后来骑稳了，才敢到座位上去骑。开始还不会上下车，就找一个石凳子或是台子，站在上面然后跨到车上，下车的时候就惨了，经常是摔，也不会刹车。后来想办法，找棵树，冲过去抱紧树干下来，车就不管它了。为了学骑自行车，到处向人借车，还摔了好几跤。高中的时候家里买了一辆永久17，就经常骑了。
沈卫东同学的骑单车照。
陶棣华（台州海门人）：我从高中开始会骑车了，那是跟有车的同学学的。当年小镇街上有一修车铺兼租车的，按小时计费，每次5分1角等，我们偶租来骑骑。上大学后，在校园就基本没骑过，反正多数同学也都是没车的，出入远则公交，近则徒步。
倪建平：我对徐岱印象不错，不仅读书好，体育也出色。我掷铅球9米多，所以参加校运动会，徐岱借我骑他的26寸小凤凰自行车。
朱承君：自行车在上大学前已学会，有车是在分配仙居工作后第三年，当时单位处理车（公车）时买了一辆，28元。不知为何，我居然连价格也记住了哈。
方元：大学时肯定会骑车了，但忘了是啥时候学会的。也几乎没有骑过车。好像毕业实习时我和金树良等人分在省军区，曾经问祝鸿禧老师的夫人王素仙借了一辆旧车骑过。
学会骑车后，最远的距离是一群小伙伴从五角场出发，沿军工路，过黄浦江，经浦东的高桥防空部队阵地，一直插到南汇的长江口边上，就是现在的浦东机场再过去，滴水湖的位置，往返大概有七八十公里，累得差点虚脱了。
当时她摔得一定很痛，所以一直记得，前些年在美国碰到，这件糗事被她在饭桌上提起，当笑话讲，我倒是没有什么印象了。
上杭大中文系时，没有车，去校本部的图书馆路远点，走走也就到了。
读书期间骑车的记忆，一次是期末考前复习，张扣林提议跟他去他家里呆几天，于是背一包复习用书，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到武林门码头坐船去嘉兴王店镇，到了那边骑着他弟弟的车，还是跟着他，在小巷里河道边横冲直撞。他去看望马老师，当时还是女朋友，我也紧跟着，根本不知道有回避这回事，估计惹他俩烦。
再有就是一伙人，扣林、晓岗、建新、林晨等骑自行车去富阳鹤山，沿320国道骑过去，来回也有七八十公里，屁股都骑痛了，浑身酸胀。也就是年轻，睡一觉又活蹦乱跳了。
工作后买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上海的名牌车要票，绍兴仿造凤凰生产的海狮牌不要票，就买了它，不过半年后就在望湖饭店门口失窃了。明明记得锁好的。
尚建（杭州人）：我家最早有的自行车是一辆永久28吋，是父亲从单位租用的，大约是文革开始时。当时父亲在萧山一农场下放劳动，暑假时就骑自行车带我去农场。过了钱塘江，一路都是农田，觉得路很远，我居然就睡着了。突然听到在干活的农民大喊：“小伢儿跌落了！”我从蕃薯地里爬起来抬眼望去，父亲的自行车已经在30米以外了。
我就是用这辆车学会骑车的，骑三角叉，踏半脚，当时的孩子都那样骑。小学五年级时，为配合交通治理，禁止自行车带人，工宣队组织我们每天傍晚开始在路上拦截带人的自行车。我们小组有两辆车，都是28吋的。一看见自行车带人的，我们就骑车猛追上去拦截他们，小组的其他同学也奔跑上来，一起把违章的人带到学校教育处理。
还记得骑三角叉飞去的感觉，就是那种豪情满怀的样子。最关键的是我们胸前佩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才可以充满使命感地在马路上“执法”。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大人都会听小学生的指挥，可在那个年代，红小兵、红卫兵就代表了执行毛泽东思想的群体，经历过就明白的。
进大学时我没自行车，偶尔借我姐的车。有自己的第一辆车,是大学快毕业时，永久26吋。
虞卓娅（岱山人）：我是高一时初步学会骑车的。同班女同学让我们一群人偷偷学骑了几回她爸的车，地点在岱山中学的操场。后来因其中一同学学车时倒地，臀部在车上某个硬件上捅了个窟窿，此事便偃旗息鼓。当时我虽然学会了骑行，却不会上车和下车。后到岱东公社广播站工作，常借外线工的载重车出去采访，下车靠踮脚，上车则是先跨在三角架上，左手推一下电线杆或墙壁，身子向后一提便坐上坐垫。有一次在公社食堂中饭后，岱东医院的院长看到我上车的动作，哭笑不得，就教会了我规范的上下车。
大学时拍的照，车是借来。
骑车跌倒，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次是在岱东的公路上，迎面遇上装盐的大卡车，有拖斗的那种，我让他，他让我，车头扭来扭去，总与我同一边，眼看要撞上了，我就直接冲到稻田里了。还有一次，我已调到县广播站，下班有一段下坡的小道，车速快，我没看见路被农民挖断放水，我整个人飞出去趴在满是水的稻田。幸好两次都是有惊无险。大四时，同寝室张玲燕买了车，女车（之前我骑的都是外线工的男车），好像是蓝色的，多次借车出去到文二街买番茄等。
学好了车，其实没有真正的骑过，但赢了两个赌。第一个是我大表哥怀疑我吹牛，说只要我从我家一楼客厅的一端到另一端能翻身上车，就算我赢了。其实我家客厅有三间房的面积，斜线距离还是有一点的，我二话没说一脚蹬出去就上了车，表哥认输是小事，关键把我三个表姐镇住了。
第二次是我下乡以后，队里一个小伙子叫汉根，在队里常被人看不起，很大一部分自信心来自跟我的较量。那次他问我会不会骑车，我说我不会，真的我学会后就没有骑过车。但我吹牛说，骑车很容易的，根本不需要学。他那时大概刚刚在学车，见我吹牛很不服气，硬要打赌，我长久没骑心里也发虚，改口说骑车有点难，趟车很容易，他见我退却，料定我一点都不会，坚决要打赌看我趟车。于是我们到屋外晒谷场上，我装模作样几回不敢上去之后，在他极其嚣张得意的时候，一脚蹬出去，绕着晒谷场趟了一圈，把他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乖乖回家给我捧来满满一大碗杨梅。其实我在乡下经常吃到乡亲们送的各种东西，但吃他的东西还是仅此一次。
吴存存（温州人）：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跟您一样，一直觉得自行车是可有可无的，大学期间没车，也没有学车的想法。我是到南开（大学）上研究生后才开始骑车的，开小车则已四十岁了。
应沪晨：我是十岁左右学会骑车的。大学时有一次向陈建新借用过车。记得大概是急着要赶到官巷口的新华书店去买一套什么书，所以借车去的。他的车钥匙是用不锈钢制的，钥匙把比较长。我骑车到延安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处时，是跟在一辆公交车后面过去的，自以为这样没有闯红灯。可一个戴着红袖套的人过来将我拦下，硬说我闯红灯了，并把车推到岗亭处，拿走了车钥匙，然后给了我一面小红旗，让我抓到“替死鬼”（违章者）后再放我走。当时我想，完了，本来想快点，反而更慢了。还好，在一个红灯时，我看到一个男子跨在车上，前轮已压在白线上，就赶忙将小红旗插到他的车上，回头从“红袖套”那里夺回车钥匙，赶忙骑车走了。
到了大四，我的亲戚见我常要外出，就将他的车给我骑，大约用了小半年，那时感觉真牛啊！为避免被偷，每次回来，我都将自行车扛上二楼，放在宿舍门口边的走廊上，一开门就能看到，十分小心。这家伙在当时毕竟是一件高档用品呀！
岑宝康（宁波人）：@钱家山下50多年前，我们镇上流传着一则故事。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木匠，身体健壮，一表人才，却精神萎靡，干活乏力。同一作场的一个已婚漆匠一眼看穿，好意劝勉：“想要老婆了是不？这还不简单，你骑在自行车上东张西望，看中哪一个姑娘，就用车前胎往她屁股上撞。接下去的戏你自己唱。”木匠听后大彻大悟，兴奋不已。过了几天，木匠告诉漆匠：“哥，成了。听从你的教导，我撞了人家屁股，被骂了一顿。后来我百般求饶，并打听了她家住址。当天晚上我就买了麦乳精、橘子准备去陪礼，我娘听说后，又叫我拎了一只老母鸡，说是看望病人要送三样。一来二去，我娘看时机成熟，找大脚媒婆上门提亲，水到渠成。哥，谢谢你。”
我听了这则故事后，暗自思量，也要尽快学会骑车，说不定哪一天也能派上用场。读高一那年夏天，我姐夫所在的大队养蜂场回迁采蜜。养蜂场有一辆车，白天是姐夫的工作用车，月夜就成了我的试驾用车。只轻轻摔了几下，便大功告成。[胜利][呲牙]。
董小军：@宝康有点担心现在的年轻人，有样学样，只是并非骑了自行车去撞人家姑娘，而是开了车去撞。到时你就是妥妥的教唆者。
许贺龙：@宝康你这故事精彩，可起个名“自行车撞来的新娘”，可与“吃饺子不蘸醋入狱”相媲美。[偷笑]。记得看过一个小说，有富家子开豪车追尾漂亮姑娘，终于得手。大概是你这故事的升级版。[呲牙]。炫富与搭讪，一举两得。
董小军：@宝康才智共狡黠一体，炫富与搭讪齐飞。
任平：在台湾骑车什么感觉？有天我在台艺大的学生来，竞然没有开车，说一起去淡水，我想好啊！淡江大学是我早期接触台湾的一个地方，正好去看一下，虽然龚鹏程早就不在该校，但总是个遊逛的由头吧。再说那里还有不少名胜……学生说，我们骑车去怎么样？谅我不敢？骑就骑，我立马去士林夜市附近的车行去租车，好车还真多，我选了一台轻便但结实的车租下，与学生登上征程。
去淡水要经过郊外一段长路，这一路不下二三十里，对我来说，这个能力还有的，果然到达目的地时，学生落后了近半小时。他马上带我去淡水的美食街，品尝这里的特色点心。这里也有市内夜市常见的“哦崽煎”（台音），即牡蛎与鸡蛋混合的煎品，以及海鲜馄饨……各色水果……。自行车呢，就搁地上，没任何担心。然后就登山去了早年的英国领事馆，现在似乎是什么学校了，下山后到淡江边遛达，见有一些现代艺术家，在当场作画，似乎是行动派，几个动作便有了初步轮廓，再进一步细化，所绘人物动物还真生动。再晚一些，爵士乐队也上场了。观众游客也渐渐多了，淡江还真不淡，比我想象中的古朴恬淡，热闹多了。当然不宜在这里留宿，于是我们又跨上“马儿”回到市里。（6月2日，2022）
淡水之夜。（魏丁／摄）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向邮局的朋友借了一辆车，骑车回家过年。从工作单位骑回老家大约50公里。我在老家镇上过一座桥下坡右转弯时，骑得快了些，左腿碰上了半米高的桥护栏，连人带车从一人多高的地方翻了下去。那时是人先下去，霎那间，我想这车子不要也跟着下来，还没等我想完，车子已压在我身上了。还好下面是泥地，又赶上要过年，原先堆放在这里的缸缸甏甏都卖完了，否则非残不可。一会儿路人都来围观，我赶紧爬起来，拎起自行车朝地上砸了几下，还好，能骑，赶紧跨上自行车一溜烟跑了。
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是和晓刚骑车去盐官观潮，来回一百公里。我骑的车是徐敏借我的，是一辆旧车，路上老是掉链子，弄得满手油污，狼狈不堪。
任晓岗：我接着张扣林的话题往下说。那个骑车去海盐观潮的事情。
哪一年已经忘掉了，应该是在中秋节之前，头一天晚上同学们一起去西湖边玩，好像还坐了船，然后在船上大家忽然兴起说，农历八月十八，大家骑自行车去海盐看钱塘江大潮。当时是有10多个同学附和报名。
然后第二天大家就开始分头借车。不知道怎么弄的，同学们一个一个都各种理由说不去了。到晚上时，只有我和扣林还有范一直三个人确定去海盐。
第三天清晨，我们三个因为是同一寝室的。很早就起床，骑着车出发了，每个人在车上还挂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满开水的。当三个人骑到了涌金门那一带的时候，范一直突然说自行车好像有点问题，去不了，于是张扣林和我两个人，就直接往海盐骑过去了。
那个时候是沙石公路，我们俩体力也好，可着劲往前猛冲，一路上超过许多手扶拖拉机，快到中午时才赶到盐官镇，在一个小饭店里吃点饭，还喝了点酒，然后就赶到钱塘江大堤上等。等了一会，潮水就是不来，我们索性躺在大坝的斜坡上，结果两个人都有点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被一片“来了来了”的声音叫醒，赶紧冲上海塘。只见一条长长的白线由远及近推过来，开始时完全没有声音，只有嘈杂的人声，等到潮水冲到近前，才听到哗哗的水声，然后就眼看着潮水在脚下涨起来又剧烈地冲过去，水色一片浑黄，但感觉也没啥惊心动魄。我们两个噼里啪啦拍了很多照片，有些以自己为前景，江潮为背景。
潮水过去，海塘上的人群就散了。我们就骑上车开始返回。返程路上，明显感觉骑得不太有劲，速度慢了很多。骑回学校，已经到晚饭时分。当时不知道确切的路程究竟有多长，大概应该在50公里左右吧。第二天要去还车的时候，才发现把那个军用水壶架在三角架上，一路颠簸，已经把一个比较新的水壶给磕出了一条深深的凹痕，这水壶也是借来的，具体向谁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还的时候那真是一脸的尴尬。让我记忆最深的事情还不是水壶，是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去盐官看潮水！而是在哪里鬼混的一天溜回来的。扣林和我百口莫辩。
一星期后，我们在寝室里把照片冲洗出来了。我还试图拿着照片向同学证明我们真的去了盐官镇，真的是骑车去又是骑车回来的……
多年以后，在江湖上汗里泪里血里滚出来后，我才知道我那时真是年少犯傻，不开窍，这是真正的人情世故。凭什么你们两个居然真的骑车去了而别的人没去呢？哈哈哈。
将来人人都开汽车，这当时是非常远大的设想，一般都没有这个想像力。老樊的观点很新潮，好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印象很深。老樊的预测，比后来有车，早了近20年。[捂脸]。而现在在美国当牧师的郭浩民，当时就有驾驶执照。
陈建新：郭浩明上大学前在浙江京剧团开大车。
不要说老樊这么做预测。1998年我搬入新家，请了小炯夫妇、健人夫妇和费君清夫妇来家，席间我说，过几年我们可以开车了，引起他们一阵哄笑，健人说，下次我们就搭你的车出去了。没想到2003年健人第一个买车，还一直动员我们去学车。接着小炯买车，我们到2004年才买车。[偷笑]。
樊诗序（丽水城里长大）：上大学时我和老郑一样也不会骑车。按理说像我这样工作了六，七年（临时工三多年，正式工三多年）的城里人理应有车，但是因为我家里经济困难，每月那十几二十多块扣下饭钱（住厂）悉数上交。别说买车，就是买双时髦的尼龙袜，都得斟酌半天。就算有钱，没票也是白搭。就如任平所说，一张永久牌车票那是相当的金贵。丽水这地方虽然不怎么富庶，但追求虚荣的劲头丝毫不比上海人弱。记得当时永久17，凤凰59，26吋，前后涨闸，全包链，一张票子可换一个拼花的三门大衣柜。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依然没车。没车也就不学了。不会骑就免去了借车的尴尬。没有车，但是对车的向往却久久没有淡去。
进校后，看见不少同学骑着车进进出出，羡慕嫉妒之情，真如涛涛江水汹涌袭来。我这人很物质也很要面子，心中波涛翻滚，外表却要装得毫不在乎。或许羡慕之情已尽数写在脸上，别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但是自己以为藏得很严实了。[呲牙]。因为有此心病，见到同学骑车过来，通常装作看不见。我觉得这样既能充分掩饰自己的贪慕欲念，也免去对方下车打招呼的麻烦（见过人家学车，感觉上下车是件难事）。
同学中最让人羡慕的莫过于任平，他个子高，脖子长，我们背地里叫他瓦西里（列宁同志警卫员）。他车子也大，28吋重磅车，高高地来，呼呼地去。最要命的是旁边还常有美女与之并行。比如有个被我们称为“十年级学生娜塔莎”的，常伴左右。见到那种场景，别人如何感受不得而知。反正我总有一两个小时看不了书。[偷笑][偷笑]。
陈建新：@樊诗序纠正你一点。当时最时髦的花式车是永久13、永久17和凤凰18。永久13和凤凰18是26寸的，永久17是28寸的，都是全链照，涨刹。我进校第一年骑的就是永久17型，第二年我小姨搞到一辆凤凰18型，26寸的，说更时髦，和我的车换了。所以我比较清楚。
讲一则轶事。我对老樊最佩服的有两点，第一是樊式幽默，第二是情愿走路，不要人用车带他。有一次过年，大概是大四春节，我们数人约好在家里过完年，到胡志毅家聚聚，地址在延安路检阅台附近吧。聚会结束回宿舍，很多人骑车走了，唯有老樊还走着回去。我让他坐上我的车一块走，他坚决不肯，迈开两条长腿往前走，好像是从武林路往北。我不好意思自己骑车走掉，只好跟着他慢骑，一直到中文系。
大三暑假，我和李瑜、郑鸣绕太湖骑行，我就是坐车到湖州，骑了我原先的永久17型车，从湖州出发，经宜兴、无锡、苏州再到湖州，绕太湖一圈。郑鸣、李瑜从苏州到上海，约了小炯，横渡大海去了嵊泗看望老贺了。[偷笑]。我们在苏州分的手。
郑鸣（杭州人）：@陈建新这是一次真正的说走就走的骑行。我与李瑜在宿舍吹牛，忽然说骑车环太湖如何？遂回家取车带上盘缠物品，一轮皓月下，取道湖州。途经瓶窑，撞上下坡毛石，狠狠摔了一跤，连车座都摔断了！只好用毛巾缠着，一路北行，到了湖州已天亮，在你亲戚家会合，睡到下午，尔后跟着吴彧，到她家用了晚膳，至今都记得她弟弟腼腆的样子。
你没去嵊泗，那是有点可惜的事，阳光沙滩海风，烧酒大肉海鲜，此情此景花多少代价都不会再来。借此机会再次谢谢两位女同学和她们的家人。[抱拳]。
那次太湖行夜里睡路边，不时有货车从身边隆隆开过，性命交关啊。[抓狂][抓狂][抓狂]。想想都后怕。[尴尬]。
陈建新：我们那个晚上睡在打谷场上，不是路边哦。睡到半夜，有一条黄狗悄悄过来舔你的脸，吓得你跳起来就往我这边跑。李瑜说，这条狗肯定是母狗。他娘的连狗都看颜值啊，喜欢上了郑鸣小白脸。[偷笑]。被狗一吓，我们睡不着了，只好起来继续往无锡梅园进发。
郑鸣：真有黄狗一事？我倒忘掉了。
陈建新：你记忆不行。
宣传中：我会骑车，到3公里外的乡中读初中时，借了一辆扎扎实实的28吋永久牌公用车学的，不过很少有机会享受，因为自己没有车。那时候如果一辆永久、凤凰牌车骑到村里，比如今一辆高档骄车进村还轰动。
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学会了骑三轮车，是借了系里的三轮车去校本部送图书物资时学的。感觉比自行车还难骑，龙头比牛头还撅，撞了海洋所的大墻，还差点冲到西溪河，吓得浑身是汗。不过因为有骑自行车的基础，不到半天就歪歪斜斜地学会了。
周羽强：我从小学骑车，童子功自然不错，坐在车上能停车半小时（用右脚踩住横过来的前轮，然后左右划动，平衡整车），至于向前向后骑、金蝉脱壳、飞身上车等车技都不在话下。但是第一次骑三轮车是在大学第一学期，且记忆深刻。
记得是寒假前的某一夜晚，F同学突然口吐鲜血，脸色苍白，同学们见状，顿时慌作一团，不知该如何处置。虽然我和F同学不住一个寝室，但还是听到了异常动静，两位同学已经把F同学从上舖转移到下铺，只见他口中的鲜血还在不断溢出，我强作镇静，立马提出用三轮车运送到杭大医院去检查治疗。三轮车哪里有？突然想到系里大食堂有一辆，于是我就直奔食堂，食堂早已经铁将军把门，捡起地上砖块砸锁，一下子就开了门，三轮车被推着就到了系行政楼下空地上。有同学问道：谁会骑三轮车？情急之下，不假思索，我迅速骑上车把住车龙头，心想三个轮子的车还怕驾驭不了吗？
裹着军大衣的F同学被小心翼翼地扶上后座半坐半卧着。车行直路还行，但右转再左转出中文系的南门着实不易，在几位同学的推动下，三轮车越来越快，我却摸不到刹车在哪里，一时慌了手脚，车龙头怎么也把不住了，刹那间三轮车就像脱缰的马头偏离车道，直奔西溪河岸沿……完了！完了！连车带人要下河落水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本能地纵身一跳，死死拽住车框，然而车还停不住，继续顺斜坡往下，往下……只听见前轮哗啦一声进入河水中。此时的F同学已感觉不妙，竟然能迅疾从车上跃出，一屁股坐在河坡沿上大喘气。三轮车的后两轮还没有下水，车就不动了。真是有惊无险（其实西溪河水很浅）。
等大家喘过气定下神来，忍不住哈哈大笑：周班长不会骑三轮车还逞能，差一点就把F同学送进冰冷的臭水沟里了。神奇的是，经过这一番惊吓，F同学居然已止住了吐血，神气活现地说：没事，没事！我可以自己走到医院去。我们当然不放心，还是伴F同学去了医院急诊。医生的检查诊断：支气管扩张引起的出血，吃点止血药，休息休息便好。
那次惊魂后，我就学会了骑三轮车，同时也知道了“支气管扩张”这个医学术语。多年后的一次同学会上，我问F同学是否记得此事，F说，不记得了，支气管扩张的病早已没有了。
吴朝骞：我也讲一个三轮车的故事。大概是大二吧，某天下午我正在中文系办公楼前面玩。看见一个小伙子骑着三轮车送资料什么的，货物搬完，三轮车空了，小伙子也走开了。这一下子激起我的表现欲。我骑上三轮车，在操场上走了一圈，一会儿把三轮车骑回来。小伙子从里面出来，三轮车不见了很是心慌，看见我笑眯眯地骑着三轮车，不由骂道：“你这个样子像个大学生吗？”我信口回答：“你再像也不是。”把他气的。后来后悔死了，想当面道歉，又不知去处。
陈建华：《端午忆车》。仕忠兄：今天回了老家，端午节了，为看下封闭在养老医院的老父。关于你及你搜罗的自行车故事，匆匆浏览了一遍，相信这类故事每个人都能讲出一大摞。
就我而言，最早的自行车记忆来自七岁那年冬天。某日清晨，父亲用自行车从他供销社驻地将我送往十里外的小学上学。寒风凛冽，我坐在前杠上，小手刚够伸进龙头和刹车间的空隙，脸上则戴着棉纱小口罩挡风。嗯嗯，感觉好爽，特别是下坡时那种咝咝的响声好拉风啊！20来分钟车程，下车脚麻了、手冻僵了，耳朵都快掉下来，但是痛并快乐着，因为那个年代能坐上自行车的小孩在农村少之又少。
学骑车大概是高二，哥哥用借来的车，花小半天教会了我。摔跤是难免的，但洋相没出过。因为我深知洋相出不得，那时生产队社员在田里干活，但凡有人嘀呤呤从大路上骑过便特别招摇，此时骑车人若一不当心马失前蹄，等来的必是众人一阵哄笑而绝无半丝同情。了不起啊你，也有今日！哄笑声中，大概就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吧。
那时的农村，绝少有私家自行车，一是买不到、要凭票，二是买不起、沒钱买——别说农民，就是领工资的人，积攒一年也只能办“三大件”中的一个“大件”。记得当年区里有个很帅的报道员，骑了辆新买的28吋凤凰牌车到处跑，不知吸引多少姑娘艳羡的目光，那风头绝对盖过而今开奔驰、宝马甚至玛沙拉蒂！
通常，新车是不肯借人，也不会开口问人借的，要借也是旧车，即便如此，也还得千恩万谢。然而，上了大学，借同学的车却成了家常便饭。记得最常借的是下铺阿林那辆半新的26吋，偶尔出了故障还归他默默修好。杭州中山北路有个“活雷锋”，数十年如一日义务为市民修车。对比下阿林的境界多少也跟雷锋沾边，且更显自然。杭州的公共自行车要二十多年后才出现吧，而在当年，阿林的自行车却差不多成了我们几位外地男生的“小红车”，可能除了老陶没借过——他一身飘逸，去哪都喜欢步行。阿林不仅借车，还借相机——120双镜头相机，那时昂贵且稀罕，他却慷慷慨慨，照借不误，且还常常专门骑了车去家里拿。大学期间常有乡下客人来杭州游玩，我那些陪游照片，多数是这台相机拍的。多少年过去，想到这一些，总是心里暖暖的——同学啊同学！
工作后，自行车慢慢成了标配。车多了，每个人都会有不止一次的丢车经历。有个时期甚至风行偷铃盖。问偷那玩艺干嘛，据说是拿去垫桌子四只脚的，亮闪闪的好看，真是匪夷所思。奇中奇，我亲历的一次丢车事件，更让人啼笑皆非。
黄仕忠：自行车与懵懂青春，原本也是一对。记得同学曾经作诗咏之，题曰《白堤杂兴》，唯失记作者名氏，今录于后：
塔影亭亭对断桥，
手扶栏石梦轻摇。
忽闻铃响惊回首，
闪过春衫少女腰。
（广宣说：这也是记录历史，因为现在白堤已经禁止自行车驶入了。志熙问：有一次听谁说，看到吴熊和老师、徐朔方先生联翩并辔，从白堤骑过。建新补充：以前是可以骑的，现在不能了，只是步行街。两位老先生在世并能骑车的时候，可以骑。）
朋友们的回复
尚永亮（陕西师大77级）：说到骑车，我比仕忠早几年。我是由工厂考学的。进工厂前做过两年临时工，打工地点远，无车就无法前往，就把老姐的一辆旧飞鸽借来，练就一身不错的功夫：双手撒把，骑行中跳下、跟跑、跃上，慢骑至立定不倒……
大学四年，每周骑车由校返家看父母，往返近百里，省了不少车票，而且途中巩固已背诗文，几年下来，收获满满。直到现在，还追怀那段每周一次的长途骑行。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自行车倒是很早就会骑，那是文革中学会的。我父亲是公社干部，有公车，星期天回来就有机会学。因为个子矮，先是站着脚穿过三角架骑，后来在杠上骑。上大学，一般本地同学有车，外地同学很少，班上男同学基本都会骑。
彭小瑜（北京大学77级）：北大校园不小，但是也不算很大，散步正好。由学生宿舍到食堂和教室，都可以慢慢走。所以我上学时不愿意买自行车，偶尔会借同学车用一下。有买车的钱，我还是愿意买点好吃的小炒，譬如溜肝尖和宫保鸡丁什么的。
魏崇新（徐州师院77级）：我们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买了一辆飞鸽牌车，当时在农村还是稀罕物，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到我家借车去县城磨面。
赵维江（暨南大学。77级）：兄作接地气，针头麻脑见证时代轨迹。本人带薪上学，是同学中少有的带着辆破自行车去学校的。虽破，却是同学中的宠物，免不了有些同学来借车办事，甚或相亲。本宿舍一位老高三的老兄，酷爱看电影，骑着我的破单车，四处寻影看，看来以后就写影评投到报社换个10块8块，然后请我喝酒，所以也乐得借他。[呲牙]。
王兆鹏（武汉师院77级）：我上大学前，当民办老师，年终拿工分，回生产队跟农民一起结算。每月只有五元钱的津贴，吃伙食都不够。所以学校有同事学骑车，我不敢学，因为觉得一辈子买不起车。学会了，找别人借车骑，会感觉难为情。上大学后，借了老乡的旧车来学，才学会。
大学毕业后留校，帮系里杂志社包装杂志邮寄，一天能拿一百元，一个月下来赚了三四百元，于是一次买了两辆永久牌，我用一辆，送我弟弟一辆。
廖可斌（湖南师大77级）：上大学前没车。学车是在上大学前，还是在上大学后，记不清了，但学骑车的情景还有印象。我有个亲戚是国营电站的职工，他有一辆很好的车。他教我骑，累得够呛。其实教人学骑车，都会很累。接着他让一个刚学会骑车、还骑得不怎么好的亲戚继续教我，我很快就学会了。这给我一个启示，学骑车，不能让太会骑的人教，要让不怎么会骑、刚学会骑的人教，效果最好。骑车如此，其他事情好像也是如此。
大学毕业留校，买了车，很爱惜，经常擦车，擦得轮圈钢丝晶亮，我想同龄朋友都有擦车的经历吧。不久参加高考阅卷，车被偷了。有个平常认识的街道小混混，说知道谁偷的，我给了他十元还是二十元，请他找车，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又多添一笔损失，实际上车很可能就是他偷的。书呆子之愚蠢，由此可见一斑。系里领导得知，好心给我补助一笔钱（可能是一百元吧），过了一年，说要加入组织，为了表示先进，系领导叫我把这一百元还给公家，才知道给我的一百元一直在那挂着，无法落账。
关于骑车，我最为刻骨铭心的教训，是不能让自行车的车轮陷进马路中间的缝隙中去，陷进去了无法转动龙头和车轮，必然摔得不轻。
戴伟华（扬州师院77级）：老家也称脚踏车，上大学时我肯定会骑了，学车应是在15岁左右。因为农村的路是土路，学车一般是在生产队那个打谷场上。车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又旧又破的。跟其他小朋友们一起在打谷场转了几圈也就差不多会了。
第一次骑行，有点胆大妄为，独自一人骑个破车去泰州城里看生病住院的妹妹。骑到城里，街道人多，心确实有点慌，扶不稳龙头。有一位稍大年纪的人，像是斯文的样子，从对面过来，我让来让去，并没碰到他。那个人脾气是大了点，给了我一拳。所以我以后就很小心，不敢再骑车去城里了。不过，也很少有机会骑车，人家不会随便借车让你用。但骑车和游泳一样，学会了就忘不掉。
我有一次骑车经历，让人括目相看。大学毕业结婚以后，因为经济情况，要节省扬州到泰州的公共汽车票钱，想把一个从泰州借来带学生实习的很破旧的自行车送回去。事先问过朋友，他说应该可以骑车回，但要锻炼，起码要锻炼一两个月。所以我就在操场上跑步两个多月，好像有了点体力。扬州到泰州大概有50公里，一路辛苦，难以言说。我印象当中，吃过中午饭就出发，骑到家天已黑，近五个小时。这段路况极差，骑行中又舍不得买水买饼的补充能量。真是又累又饿，走一段路，就盘算着还剩多长的路，可谓一步一步挨着。回头想一想，也是人生很好的经历，甚至算唯一的壮举。现在就是一辆新车，也不敢骑回去了。那个车大号的，实在破旧，基本上没一个好零件，都生锈了。在咣咣当当中完成一次骑大号破旧自行车从扬州西边到泰州南门的旅程，有点自豪！
刘勇强（江西大学78级）：我虽然高中时学过骑车，惭愧的是，胆小如鼠，一直不敢过街。上大学时，我的骑行史仍是空白。可以说，教书之前，我都是脚踏实地，一步步走过来的。
何桥（温州师院78级）：那个年代，没有物流之概念，更无搬家公司，我也多次冒充三轮师傅做你一样的活，流一样的臭汗，出一样的洋相，只是因先天不足，没你身高马大，更无老爸的传教，最多是个骑得还算快的帮手而已，年份久了，已无完整深刻的具体记忆。至于脚踏车（自行车）倒是上高中时，几个小朋友拖着我妈的座位不高、锈迹斑斑的凤凰牌闹着好玩，不知不觉学会的，绝无黄博导当年考量周全，权衡利弊……[偷笑][呲牙]。
张丽萍（杭州大学79级）：我是在初中时学会骑车的。那时父亲在绍兴工作，每两周骑自行车回一次家。父亲回家了，休息了，可他那辆28吋的永久牌自行车却并不闲着，要么被我们这批小啰啰推到晒谷场，让我堂叔把车座放到最低，然后扶着我们轮流学车；要么被村里会骑车的小伙子借走，嘀铃铃嘀铃铃耀武扬威的骑着去女朋友家了。[笑脸]。
高华平（暨南大学。79级）：那时候在农村，自行车比现在的小车稀罕。我家没车，我自然也不会骑。
陈建根（江西财经学院80级）：上中学那时，自行车是“三大件”之首，要凭票才能买到，上海生产的永久牌和凤凰牌质量最好，28吋，当时全村只有几辆，相当于现在S级奔弛。我是借车学会的，要很大的面子才借你。我伯父在公社上班，用15元钱买了辆破车，经常是轮胎破了自己补。大学在南昌郊区，不需要自行车。我是毕业工作在北京，用第一年的积蓄买了一辆无锡生产的金狮牌（每月工资48元，存10元），记得在大冬天穿着大衣，排队一个通宵才买到，北京的冬天真冷。在北京大街上骑车的太多，白天上下班时骑不快，到晚上可以飞弛。
姜小青（凤凰出版社。80级）：因为父母不会骑车，家里一直没有买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远在郊区的中学任教，才学骑车。因身高，直接跨上去，我们本地话叫做“死上”，至今也不会踩着车脚踏上去。
沈金浩（苏州大学80级）：我也是84年到杭大后，与体育系的盛旭初一起买了辆二手车，但不好用，轮胎漏气，后来卖了，托人买了辆野牌子新车（品牌忘了）。那时永久、凤凰要票。
赵益（南京大学82级）：因为是城里人，初中就学会骑车了。具体过程已经淡忘，但很惊心动魄！小伙伴们你追我赶，互相竞争，不知摔了多少次，因为谁先学会那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个时代，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所具有的意义，可能要超过今天的汽车。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我上大学时还不会骑车，是在大学校园里才借同学车子学会的，因为当时个子也长了些，所以不是小孩儿学骑车那种单脚踏板上车，而是先跨上车，再蹬踏板，所以我到现在也不会行进中单脚踩板骑车。我从来没有买过新车，都是倒腾二手车骑，到了北京后也是骑二手、三手甚至不知几手车。
北大学生的自行车破旧是有名的，正应了那句“除了铃子不响哪儿都响”的话儿。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自己的车只能自己骑，只要有人借骑一回，保准这辆车不修就无法骑了。
曹家启（中山大学。83级）：二十年前，从杭州带来一辆豪华款捷安特自行车，用了一个月，在永芳堂前被偷。在客村立交买了一辆旧的，才用三天，就又被偷。从此没再买过自行车。
涂秀虹（福建师大87级）：刚开头读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故事，读到后边，不知为何，猛然想起我学自行车还不止是有故事，而且是“事故”。
我这下想到我爸没有带我去上门道歉是对的。老人出院后，他还去看望了老人，没有带我去。估计也赔偿了。但没有说。甚至没有批评我，只是脸色非常严肃。知女莫如父。因为我太胆小，他知道。——我是很不容易才忘记这件事。
郭丽娜（中山大学90级）：黄老师，我上大学会骑单车，试过一车搭三个同学，一前两后，在“三教”前面撞了人，挨骂。
高伯齐（中山大学92级）：我80年代末上高中时，家里就有自行车，上学时要骑的，虽然很烂。
92年来中大上大学，开始有单车的同学不多，我还曾借过同学的车，用后停在楼下一排单车里，忘了及时把钥匙交还本人，人家问的时候发现车已不见了。后来大家几乎都有单车，很多人都买的赃车，价格从十几到几十，常买常丢，因此很多人都不太愿意买新车。
记得那时客村立交下是黑车的大窝点，购销两旺。由于本区流通太频繁，给原车主发现的几率很大，所以后来中大片和华工片（两校附近各有若干高校）的偷车贼就开始异地交换。记得我还给我的老师代买过赃车，被老师夸有办法。[破涕为笑][捂脸]。
【回音壁】
不会骑车是不正常的；会骑而不骑，也不太正常，——却又是可以理解的。我已经说明了“我不学车”的理由，通过问卷，我知道了工作过多年、城里长大的老樊却不会骑车，身瘦腿长的棣华，宁愿被同室小弟误解为“一身飘逸，去哪都喜欢步行”而不作辩解。其实谁人不少年！但凡少年喜欢的，也一定同样喜欢；只是为了不求人，也免得别人犯难，宁愿选择步行。
有车的极少。四五辆车，数十人用，哪怕每人只来借一次两次，也已经摊到数十次了，所以私车用成了“共享单车”，直至散架而后已。借车者皆是惴惴不安，被借车、车被损时，主人家亦是心痛不已，面上却要装作风淡云轻，生怕让来借车的同学面子上难堪。
有人说，步行活动的半径是五里，自行车是五十里，小汽车是二百五十公里。远足、探险，是年轻人的天性之一。所以便有人环太湖骑行，有人骑奔海宁而观潮钱江。起哄有常，当真者少。但当真百折不挠，完成观潮壮举，归来本自欣喜，迎头却是一盆冷水。故意置疑！令人气闷郁结，至今犹不得解者，亦是这帮家伙喜欢干的事情。
自行车带女生骑行于西子湖边，大约是无数男生的梦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既是城里不让带人，更是女生不敢坐男生的车。
骑车，便不免有撞人、翻车、腾身而起的故事或事故。女生骑大车而直扑水田，班长驾轻骑而下探深潭，虽是上大学前的故事，却也是这一代人共有的记忆。
自家连单车也没有，却笑话别人何不学汽车驾照，不料在无意中剧透了后日情景。有谁能知道，四十年后，家家都把小车当单车，——纵然是梦，也怕从来不曾做过。
陈建新：@黄仕忠自行车的事，我们当年寝室一共六个人，能向我借车，估计也就是你、马时明和杜文庆。到底谁借了我的车出事故，不是你，难道是老马和老杜？（马时明：上大学时，我还不会骑车。）
黄仕忠：也许。[偷笑][偷笑]。具体何时，借或不借，我也没有记忆，不敢说有无。但为什么不会骑车，以及有意不学骑车，却不会记错，因为还有四年级时第一次骑三轮车的经历。我们正在老去，记忆有时会错误，会张冠李戴。回忆录不是回忆的简单记录，而是要把回忆与其他信息印证，才相对保险。
郑广宣：@陈建新头人进校就是富人。有自行车，还自带柴火（带薪上学），我们贫下中农只有仰望的分。
董小军：高度怀疑仕忠写此文之目的，是要证明他从不曾向陈家建新借车，更无可能把他的车骑坏了。不得不说，这个自我辩护很有力，也很成功。
黄仕忠：要感谢建新兄，不然我不会检查记忆，引出这个问题。当然，因为要借小物件、小故事来记录我们的年代，自行车也是必有的内容。
樊诗序：回忆往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讨回一些旧债。[偷笑]。
陈建新：看到后面应沪晨说向我借自行车的事，这我倒是真忘记了。看来不止一个同学向我借过车，哪里能记住啊，只是那次同室同学借车回来撞了车，才有印象。但谁借的，还是记不清了。
郑广宣：也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才有是否会骑自行车那么一说，如果是现在的大学生，要问的大概是丢过几辆自行车了。
许贺龙：问现在的大学生丢自行车，还是落伍了！即使骑车的，也都是用共享单车了。应该是问有没有带私家车！
——（以上大学同学）
曹天忠（中山大学。82级）：黄老师的“新文献学”素材！
宣明东（北京大学80级）：手表的故事，自行车的故事，都是记忆中最值得回忆的趣味。好题目，好故事，历史其实是这样构成、写就的。
赵益（南京大学82级）：我兄这形式好，读来兴味无穷！有点像当年的BBS。而BBS这种形式，清初张潮编刊《幽梦影》就已采用，但纯粹靠书简往来，随到随刻，难度大，耗时多，远过今日。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我其实也一直想写这些来着，兄行在前，现在不写，将来就无人知晓了。而且回答南北东西，多有雷同，想我西北贫迫之地也就罢了，江浙富庶之乡也是如此，可见那时真是人祸。（仕忠：那时候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全中国都一样穷。）是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混碗饭吃，今天在我的老家（甘肃漳县马泉乡紫石村），已经不可能了。
王进驹（暨南大学。78级）：会骑自行车却沒车骑，可能是多数人的情形，而会骑三轮车却没骑过自行车，又是一种特例。
吴振武（吉林大学78级研究生）：那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要票。
黄仕忠：我是第一次知道手表也有票。当然，也因为这票本来就不会发到乡下来。[呲牙][偷笑]。后两种我倒是有印象。因为与普通人家庭生活关系很大。手表，似乎只是个人的事，所以在我不知，才有这说法。
吴振武：我84年博士毕业留校，历史系特意奖励我一张自行车票，我也就买了车，孩子上幼儿园，都靠这车驼他去。后来又被偷走……也就不再买。中学时，伯母送了我一辆新车，来长春后，我爸卖了。一生有过两次自行车。
我中学毕业在上海工作，是做采购员，每天用公家发的自行车，不过下班就要交回去。那时很严格，公私分明。开始，丢车报案是大案。后来，丢车报案，警察认为你给他添麻烦了，因为会导致他们破案率下降。
黄仕忠：[偷笑][偷笑][偷笑]。自行车不能被偷，被偷，就会成习惯。我第一辆车从杭州带到广州，多年无事。后来丢失，结果便再买再丢，不可抑制。[呲牙]。
吴振武：我老婆用的是他爸给她买的外国自行车，也是旧货，从中学骑到孩子上学，都没事，马路上曾有人拦住她，要买新车跟她换，她没干。后来收藏热起来后，终于被偷走。我儿子90年生，上大学去，国庆节买了新车，七天长假还没结束，就被偷了。
胡鸿保（云南大学78级）：这个大学生活的系列，可以像电视系列片改编成剧本呀！——我上云大时，把在工厂里的自行车带来了。所以也常会有同学来借车。
吴振武（吉林大学）：一代故事，也是集体记忆。
刘勇强（北京大学）：渐成独特文体奇观。
沈金浩（深圳大学）：生动的野史。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新的致敬对像。
杨海文（中山大学）：黄老师的“新文献学”素材！
廖可斌（北京大学）：仁兄做这件事，越想越觉得不仅好玩，而且有意义，恐怕真能成为社会生活史、民俗史的好材料！
高伯齐（中大校友）：记忆的浪花被你翻腾起来，都成了有意思的故事。整个时代都活起来了。
贺雪飞（杭大同学）：一辆自行车能“做”出一个时代与一代人的风貌，真的是服了你了，黄兄。
陈晓明（杭大同学）：回忆读大学时的往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骑自行车来说，虽然我自幼生长在农村，但早就会了，而且车技不俗。这要感谢我在邮电所工作的哥哥。他知道我每次学骑那辆重磅自行车，都要摔破点什么，从来不说破，自己悄悄地修了完事。久而久之，胆子也越来越大，骑着车挑战高难度，练就了一手车技。上大学时，自然有骑车的冲动，但不好意思开口向同学借。可以说大学四年在杭州真没骑过自行车。
岑永芳（法国法兰西学院）：七十年代回国探亲，总被流水般的单车阵容慑住！不管男女，不管老少，个个都踏轮如飞，都踩得潇洒自如，让我这个香港单车笨手羡慕不已。黄老师这篇骑自行车记，又是一篇朴素年代，温厚情怀的写照。尤其难得的是，能汇集了同学们的集体回忆，共同的印记！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我们那儿叫洋车。“五百人”的事，史料价值高。
吴承学（中山大学）：我上大学前就会骑自行车了。我们家没有车，是借亲戚的车学会的。我应该是硕士毕业后自己才有自行车，但多次被偷，后来就购二手车了。
吴义雄（中山大学）：那时候自行车在学校里还比较稀少，同学当中部分人会骑，但印象中极少人有自行车。我到工作后才会骑车。
过常宝（河北大学）：我85年上大学，当时有同学从北京骑车到陕西，我则学会了修自行车，呵呵。
纪德君（广州大学）：黄老师挺会发掘过去的这些趣事，留下点滴时代的印记、青春的回忆！那时上大学能骑自行车，的确是很奢侈的事儿！我到22岁才有自己的自行车。
王承略（山东大学）：永远的回忆。我是上高二的时候，即1982年的暑假学会骑自行车。
王贺（上海师大）：大学太大，必须骑车，此异代同时一景也。
高海洋（中山大学81级）：三轮车真的很难骑。
周丽文（中学校友）：我是大学毕业后学的车，那个时候骑的是28寸大车，有一次骑车回家，那天下雨，路滑，骑到芦苇丛去了，眼镜也掉下了，那个狼狈样，现在都有点后怕。还一次是下坡时，刹车失灵，也重重地摔了一跤，所以我有自行车恐惧症。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我很确定自己小学三年级已经会骑自行车了。小时候村里的小孩拿了不知哪家的自行车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学车，逗引得所有的小孩都眼红，就都跟着学会了。记得最早的自行车很高大，有三角档，像后来看到的邮差的车，我们这些小孩只能一只脚伸进三角空档里踩半圈，不过人小不怕摔，大部分人是摔几次自己就学会的，我记得一次冲进稻草垛，还有一次摔进了沙堆。后来初中上学，就自己骑自行车来回了，最怕被调皮的同学恶作剧拔气门芯，也有回家时遇到应急事件骑不好车摔进田里水沟的印象。高中住校，周末骑一个多小时，翻过三座山岭来回家和学校之间。大学后应该是很快就向毕业的学长买了辆二手自行车，看车况，在30-50元钱之间，——这个应该没记错，我记得自己讨价还价。另外，我肯定大一我就有车了。因为有一次周末我骑车载着一位不会骑车的女同学去老远的第三警校帮她去会友。后来记忆中，有时晚自习结束和同寝室同学骑车穿过杭大路、保俶路和白堤，坐在孤山下的石凳上看荷花。博士的时候在浙图孤山分馆看古籍，台风雨刚过，白堤被水淹没，自行车犁过水面，印象深刻。
孙玫（台湾中央大学）：1970年代中期，年轻人结婚要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又称“三转一向（收音机）”。当时我们扬州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择偶标准）：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向，四十个平方（意思是有单独的住房），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工资（当时在扬州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五十元上下），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当然这仅仅笑话而已，不能当真的。
史小军（暨南大学）：真切的身边琐事，鲜活的历史记忆。不少大学生第一次骑三轮车都是给老师搬家，我也一样，很小就会骑单车的我才发觉三轮车真的不好骑！
袁旭阳（中山大学）：我骑自行车应该还是小学四、五年级，印象不深了。初中时就要骑车上学了。
张均（中山大学）：那时候自行车是个高级东西啊。
梁健康（中大校友）：就记得在中大单车老被偷。
斯孝林（重庆大学83级）：我们上大学时，自行车、手表还是奢侈品。钱家山下新锐乡土作家！勾沉岁月的记忆。
罗书华（复旦大学）：都是早熟品种呀，我到博士毕业以后才有自己的自行车。
邝军坤（广州友人）：读时很享受，犹如儿时吃好东西时，尽量吃慢点，尽情品尝；读后很怀旧，怀念以前的时光，怀念以前的纯朴。
祁志锐（中国政法大学）：黄老师：你的散文勾起了我的大学生活回忆，上大学都经历了戴上海手表，和校外女生谈恋爱，外出写生基本骑自行车。毕业离校时自行车就交给下一届熟悉的同学了～
胡传志（安徽师大）：大作又引发我的共鸣和回忆。那时代自行车很稀罕。我三哥买辆自行车，被我父亲大骂一通。我是在大学时代学会骑自行车的，二八大杠，没少摔跤，尤其上下车。有次连人带车跌进一米多宽的水沟，乡亲们好奇地问：这沟能骑过去？好在当时年轻，反应快，没有跌伤。成长过程的快乐和烦恼。
方舟（广东作家）：我倒是有几个自行车的故事：大学三年级去采访湖北高校的运动会，借了汉口姨表哥的二八式凤凰牌自行车，结果在黄鹤楼附近上坡时与一辆居委会组织的观光中巴车侧撞，单车撞坏了，后在派出所成功调解，居委会阿姨看我戴着校徽，连陪不是，并陪了一辆新的自行车，但被我的表哥狠狠地训了一顿。还有就是有一次骑车去街道口旧书摊买了一大捆诗刊，在武大校门口上坡时，因后座书太重单车倾翻，杂志也撒了一地，当时下着雨，一脸狼狈。毕业后据此写了一首诗《没有雨披》，发在江西的《星火》。
郭梅（杭州师大）：20寸的小车。我是读研了，宿舍在理科区，实在太远，才不得已学骑自行车的。胆子太小，父母娇惯，认为我双胞胎早产儿体育不行是正常。我那爱车，还是同济的中学同学在毕业时买了旧的给我骑着送到华师大的。后来带回杭州还骑了很久，直到被偷。我同学本科是五年的，所以我骑车应该研二了——研一我们在金山石化锻炼。
赵友永（诸暨同乡）：当时有自行车比现在有小汽车还要威。
朱国华（华东师大）：自行车我是高中学会。大学没买。
田东江（南方日报）：里面说到五年工龄带薪，我当年读中大的时候也是五年工龄，学校每月固定给46元，叫“职工助学金”，不叫带薪。我的实际工资有60来块。
我1985年去天津读研究生，刚报到赶上第一个教师节，导师刚搬的新居，有个阔朗的书房，四部备要、中文大辞典，令学生羡慕不已。于是劝业场古籍书店，成了每周打卡的地方。当时天津是闻名全国的自行车城，我在本市同学的帮助下，买了一辆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除了去书店，还听了叶嘉莹先生的两门课。海河、卫津河，自行车上的青春之歌。
刘晓军（华东师大）：虽然比您小一轮，但戴手表、谈恋爱、骑自行车这些事，我都有着同样的记忆。我是高一学的自行车。因为个矮，坐座垫上脚离地有点高。容易摔跤，就自作聪明坐在后座上，双手前伸把着龙头。有一次练车时前轮不小心撞到排球杆上，由于惯性，身体往前倾，结果鸡鸡重重地撞在座垫的支撑杆上，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路也走不了。这个经历刻骨铭心。
念大学时，骑着单车后座带个女同学，穿梭在校园里，是很容易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更过分的是让女生坐在前面杠子上，就像抱在怀里似的。有人偷偷放过隔壁宿舍同学单车轮胎的气，他老是骑车带女生，还总是嘚瑟。
莫崇毅（南京大学）：黄老师这个帖子真的太有趣了。我没想到81年一辆自行车竟然要130多块，按当时的工资水平，得花掉两三个月的收入吧？真是天价。更想不到当时的单车质量能让人环太湖骑一圈，看到后面果然单车摔坏了。不过骑行太湖一圈真的太浪漫了，我将来有机会也要试试。您在文末说把第一辆单车从杭州带去了广州，难道是放在火车上带去的？搬家时去的杭大新村，是在老杭大正南不远处那条弯弯曲曲的西溪路上吗？太神奇了，我在那儿租房子住过一年，或许租的就是杭大宿舍。那条路上有个留学生食堂，对外营业，我还常去吃饭。可惜我当时没有单车，也是徒步为主。我记得往南走翻过黄龙洞，不远处就是浙图孤山分馆。再往东便是白堤，想象一下吴熊和、徐朔方两位先生骑车并行的样子也是有趣。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随姑姑回村，路上要经过一个接近垂直的土坡，而且路面很窄，有很多碎石，我当时觉得这坡危险的不得了。我记得姑姑安慰我，说了些姑父熟悉这个坡，是老手之类的话，说完还跟旁边路过准备看我们下坡的老人感叹了几句。我紧紧靠在姑父的后背上，好像就那么一瞬，我们便下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坐摩托车下过那个坡，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下坡的过程和那之后的事情，长大一些后再回去看，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坡存在，应该是后来都修建完善了。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小学毕业就会骑自行车了
看完了，认真地看完了。蛮好的，70岁上下的，奔8……。有史料价值，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