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思现代化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竞争，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个体无法逃避的夙命。在这条“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的跑道上，中国一直不是跑在头里，而是跑在后面。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既没本钱也没那闲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应当是迎头赶上，唯一的应分是改进跑鞋提高跑技，争取两条腿跑出四条腿的速度。个别思想家当然可以雅人深致，对奔跑方向甚至奔跑本身说三道四，但他的声音随即被亿万腿脚与空气摩擦出的狂风所屏蔽，成为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对现代化的反思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
今天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已从队尾奋力冲到了中间甚至靠前。另一方面，领跑的西方马失前蹄，有点晕头转向。于是对中国来说，本来极明晰的现代化路线忽然有点含糊，本来没商量的事情好像也有条件三思了。
一
之所以要反思现代化，是因为它存在问题。现代化的有些问题，诸如老也听不见蝈蝈叫了，西北驴皮灯影戏后继无人了，虽然也是问题，但不是太了不起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才是现代化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吃了上顿发愁下顿的问题。它虽然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可以逼迫我们去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思考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需要机遇。那么，应该如何看资源环境问题呢？
一直有种观点——也许算不上观点，但却是一种挺有影响力的情绪或印象——认为工业和科技要为资源环境危机负责。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尽然，引段笔者对它的批评：
二
环境资源问题的主因或根子还是在人类自己，在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内心制度。这就说到竞争和不平等了。先说说主流思想对这两样东西是如何认识的。迄今有关竞争和不平等的主流思想大致分两脉，互有短长。一脉是哈耶克、波普尔（当然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什么的）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认为你争我抢是人类本相，高高低低是“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广披四海、深入人心，随时随处都能听见学者的高声朗诵或齐声背诵——前些时还见学者根据“热力学定律”，认定财富就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呢2。这种观点用满世界不平等的现实解释不平等，固然有根有据，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即它只看到了现实的一半，却没看到或者说没看懂现实的另一半。它不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人类除了没完没了地搞不平等，还没完没了地闹平等。它理解不了这二者之间内在、辩证的关系，而只会把所谓的“仇富”“红眼病”看成心理或人格疾患，把追求平等的努力理解为吃饱了撑的乌托邦。这种偏听偏视的右翼社会思想，面对深重的社会矛盾包括迫在眉睫的环境资源危机，只能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喊着“不、不、不折腾！”的号子，把社会往死胡同里带。
三
说到竞争，需要区分动物的竞争和人类的竞争。动物的竞争主要是解决生理欲求，即吃喝繁衍之类。生理欲求的特点在于：1）它是绝对的、有边界的，一个人再能吃，一顿也吃不了两斤，自助餐上的顾客哪个不想把一年的粮食都吃到肚里？但结果只有万般无奈；2）它还是简单重复的，吃了这顿得过几个小时见到饭菜才有感觉，而且，再有感觉也还是吃不到两斤。人类也是动物，也要通过竞争来解决生理欲求，人类越早期越是为肚子奔忙和拼搏。
人类不仅是动物，还是特级动物。其“特”点之一，就是他还发展出了一种越是低等动物越没有的欲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我有些推测，在此不详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拙作《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人类的竞争也就因此升级换代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竞争。这种欲求属于“社会欲求”，但“社会欲求”（动物也有社会欲求）的说法太过宽泛，还要说的更精确一些。
人类这种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包含着以下几个我以为很重要的判断：第一，作为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核心的“更”，便是不平等，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竞争、不平等的动物世界（人类的不平等有别于动物的不平等，动物间的不平等相对稳定，而人类间的不平等则富于变化）。第二，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的出现要早于私有制、私有观念，因为不但人类学关于原始人群的知识包含了这种行为，而且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和实验，这种行为的苗头早在灵长目动物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就算经济不平等确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始于比较晚近的私有制，那么社会不平等也远远早于经济不平等。那么，问题来了：并非以私有制为必要条件的人类不平等，如何能通过取消私有制来消灭呢？第三，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
四
读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说，你这套东西简直就是主张不平等的右翼社会思想嘛。没错，就承认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言，我的观点确实很右翼，甚至极右翼。但我只在讲事实，还没讲价值。价值等会儿再讲，先把事实讲完。我前面说右翼社会思想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我现在来讲另一半。
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强调人际比较、强调相对而言，强调对立统一。什么意思呢？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既然不平等是“人性”，那么平等也是人性；既然剥削压迫是“自然秩序”，那么革命造反也是自然秩序；既然不平等存在一天，平等运动也存在一天，不平等永远存在，平等运动便奉陪到底。许多右翼论者看不到平等与不平等的这种辩证关系，他们把追求平等看成一种病，其实他们才有病，他们得的是一种“认知偏瘫”。最近一段他们围攻“共同富裕”，在基本原理上还是一瘸一拐的老样子。
这里顺便指出，许多左翼思想者认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需要“善”的人性如利他精神之类——右翼思想者正因为这个才嘲笑他们“天真”“幼稚”。其实，善多一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固然更容易；没有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照样如期而至。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等主义和不平等主义的人性前提是同一个，都是那个不妨纳入“人性恶”的、既包含不平等冲动又包含平等冲动的比较欲求。共产主义倒是需要不太一样的“人性”（前面提到的“新人”），这个话题本文不多涉及了。
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很丰富。譬如，一个人或一件事从某个角度看是平等主义的，换个角度却是不平等主义的。就说农民工进城打拼吧，这既是向城里人求平等，缩小和他们的差距，但对于家乡的左邻右舍，又何尝不是要把人家甩在后面？追上前边是求平等，越过身边的是求不平等。所以，平等与不平等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至于平等与不平等两者的平衡点，即通常所谓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文化而变化，随时代而转移。毛时代末期，“公正”走到了不平等或所谓“自由”的一边。三十年过后，当贫富差距把一个中国撕成两个中国的时候，公正便铁打的一样站在平等的一边、房奴的一边、蚁族的一边。再经三十年风雨，它自然不会在今天的位置上。公平正义的轨迹就这样蜿蜒摆荡、流动不居3。这是我关于平等/不平等的一部分价值立场。
五
作为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比较性竞争、基本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平等体制、基本内心制度的比较意识或比较欲求，为人类文明迄今的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部分、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他都二尺一了我赶紧二尺二吧”、“凭什么你们老二尺二我们老二尺一”的你攀我比、你追我赶而积土成山、高耸入云的。不过，人类既然从此受益匪浅，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没完没了、水涨船高的比较欲求和比较性竞争所带来的紧张、焦虑、压抑、忧患等等，已然成为人生的常态，无数诗人哲人视生命为悲剧，实在是理有固然。人生擂台上的南拳北腿，被架下去抬下去的都不说了，单说正红着眼圈激吻金杯银牌的那几位吧。他们的鼻青脸肿也都不说了，单说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那简直是把七情六欲、转眼即谢的生命之花当铁棍一样在天荒地老的火成岩上磨，不但要磨成刀把别人砍得七倒八歪，还要磨成针扎得自己一夕数惊——头悬梁、锥刺股讲的就是这个以难为自己来成就自己的人类故事。人的幸福指数，跟那只因吃得半饱而苗条无比、款款走过柳丝轻抚的墙头、在春阳下睡得连脑袋都找不着的猫咪，怎么能比呢？这是我对竞争、不平等的另一部分价值立场。
六
反思现代化应该是庆功会和检讨会的二合一，而不是二选一。既然二合一，就不会是走极端，而是不偏废，讲适度。解决现代化中愈演愈烈的资源环境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就是在承认现代化、承认发展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下，让发展放慢速度，量入为出，有限的资源省着用，留一口给下一顿和下一代，一句话就是“悠着点”。按说悠着点还不容易么？还真不太容易，别看满世界净是磨洋工的、不作为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原因就在于古老的比较性竞争和工业资本主义把全世界放在了一条跑道上，跑道的词典里没有“适度”这个词。健儿们一个个跟飞镖似的，哪儿会有不疾不徐、不慌不忙这回事呢？跑道的逻辑是，谁先适度谁先出局；资源环境的现状却是，再不适度全都出局。前一个道理显然管住了后一个道理。个人、家庭、国家都等着别人、别家、别国先适度，自己一如既往地过度。这种情况很像海上偷渡的小船人满为患、货满成灾、岌岌可危，可一船人都搂着各自的金银细软不撒手，都等着卸别人的货，结果一个浪头过来，所有人都人财两空4。
所有人都人财两空的危险确实摆在人类面前。但人类毕竟是人类，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其实不太像船倒是更像梯子。梯子的特点是，天上掉馅饼下来，骑在上面的首当其冲；洪水漫上来，呆在下面的责无旁贷。这个特点不用拿望远镜望美国刚果，看看身边的中国，看看从改革获暴利的是哪些人，为发展缴强险的又是哪些人，就一清二楚了。尽管梯子上面的最终也有葬身洪水之虞，但他们和水位线赛跑，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办法也还是蛮多的——最近不少人见势头不妙，就纷纷移民到了登月技术已相当成熟的美国。所以，梯子上面的富人、富国由于距馅饼近、离洪水远，不用急着适度，这才是解决现代化问题中最火烧眉毛的资源环境问题时真正棘手的地方。
七
要适度就需要动一动比较欲望、比较性竞争和不平等体制。但我在前面说了，这几样东西年深月久、根深蒂固，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DNA了，不是轻易动得了的。不过我在前面也说了，改变并非完全不可能，起码就长期而言。那么中期和近期呢？中、近期可以不谈改变的事，但适当的节制、平衡和引导则既应该又可能。
一说抑制上层，估计很多人一个大跃进，就想到“杀富济贫”那儿去了。狂躁时期的思想舆论界从业人员这次奥运会没被借调去伦敦撑高跳远为国夺金，实在太可惜了。其实，所谓“抑制上层”，顶多也就相当于让东倒西歪的酒鬼别再喝别再闹了，完全是好心，怕他们弄得跟那位在街头扒中国姑娘裙子的英国醉汉似的，被群众打了。前不久“疯狂英语”的教头李阳离婚系产，老婆惊喜地发现老公不但教学疯狂、虐妻疯狂，购房也同样疯狂，名下藏着起码二十三套婚后共同财产“也有我的一半”。前些时引渡回国的赖昌星，其侄儿当年为吸引某位女歌星眼球，竟将六辆大奔驰当街撞成一堆废铁，果然一下就把小歌星吸进了怀里，就跟“坦能大功率吸尘器”似的。对上层精英如此丧心病狂的比较性竞争，从文化、制度方面给予一定的抑制，别说今天了，就是搁五胡十六国也不为过。但不知为什么，政策上，当国者对醉鬼们不但不抑制，还为他们打开六十年的陈酿老窖，让他们“飞得更高”——最近国家向富豪们开放了私人空域，非要把已然堵得半死、毒得半死、憋得半死的遍地草民再气得半死。
读到这里，读者会问：下层的比较欲求能憋出火山爆发来，那上层的比较欲求就不怕抑制出毛病来么？的确，一味地抑制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对社会上层的炫富斗富除了抑制还应该引导——引导它换个方向或形式：比还是比，但别老比物质财富了，也比点别的吧。这对于我们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太大触动，也只是小小的调整。多年前我对比较性竞争形式的调换过于谨慎，因为那时中国的财富阶级刚进入大快朵颐的红烧肉阶段。
是不是可以把比较性竞争从石油镍矿象牙这些紧缺资源上引开呢？英雄好汉要比试，就让他们比左脚工笔花鸟，就是倒背刘晓庆传记也可以嘛。古人说，“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5。这方面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竞争本质上固然是与他人为敌，但弄好了，也能服务于善，起码无伤大雅。其实，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见。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比较意识并不是纯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摆布，而是有趋向性的：什么紧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国进口的蛇果，论味道哪里比得上国光苹果，就因为外来的和尚难得，上层阶级再贵也要买。吃活猴的脑子，想想真比吃屎还恶心，但阔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则怎么叫“阔”呢？竞争向不可再生资源的集中，应该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6
当时的感觉，似乎是文化的力量敌不过财富的力量。今天回头看，中国的物欲横流，又何尝不是财富价值观或金钱文化大力促成的呢？因此，提倡一种非财富价值观的文化，将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尽可能领到对资源环境无害或害不大的去处，不是没有可能的。二三十年前有一年华北大雨倾盆很多天，有关部门毅然决策把滔滔洪水引向尘土飞扬了多年的白洋淀。如今的白洋淀不又是碎金万点、橹摇桨荡、收工的船家和被宰的游客齐唱“晚上啊归来鱼满仓”么？
八
当然不是说，社会底层只能事事依仿上层，8不可能有自己的价值、意义和美学。“仓廪实而知荣辱”并非多普适的“规律”，仓廪越实吃相越难看的大有人在，仓廪不怎么实却活出尊严自信的也不乏其例。我尝感叹，那些于艰难贫困中养育弃婴、扶助鳏寡的苍头黄面之辈真是上帝化了妆行走在人间。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底层人民困窘的经济境况和卑下的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文化上心理上太多悠然自得的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真正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当然，对于生活在财富价值观“金色恐怖”之下实在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也要在文化心理上给他们找个避难所如十字架、大雄宝殿、街头秧歌乃至红歌会之类，以解燃眉之急。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又要问：上层阶级虽然发了财，但那也只是相对于下层阶级而言，相对他们本阶层的其他对手（referencegroup），他不需要在斗富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么？上层阶级的确面临着本阶级内部财富竞赛的压力，但问题是，同样的群体内压力下层阶级也要面对。这也就是说，你有的压力人家也有，你具备的条件——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人家不具备。那么，调换竞争形式或方向的双肩包不该由你来背么？
因此，对于财富阶级调整价值观、将竞争从斗富转向其他人生意义，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乐观。例如对财富阶级这些年津津乐道的“绿色环保”，就要打个问号。这倒不是说他们也想给自己弄点“崇高”感有什么不对，而在于他们对“绿色”的理解简直就是把别处的参天古木连根挖起、栽到他家房前屋后，只准他们几家与时俱进现代化，老百姓最好都退回原始森林当猿当猴。他们不追求“后现代”，环境资源的压力还能小点儿。记得前些年看电视里刘晓庆捡一次性筷子，媒体长枪短炮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跟国庆游行似的，耗费的人力物力够砍一片林子的了。我多年前在某会上遇见某环保明星，讲她每年暑期带儿子周游列国，“近两年回中国看看，能飞的地方都飞了”，结果发现“那叫一个丑陋啊，哪儿还有青山绿水啊，哪儿还有小桥流水啊！”她就不想想，中国只要有五分之一的母子像她娘儿俩这么个飞法，中国要想再青山绿水非得等猴年马月了。富人的后现代环保很像官员的“车改”，改来改去，啥也没改掉，倒给他们多改出一笔补贴来。
不过，按一般的财富积累规律，中国的暴富阶级恶补食色的阶段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生理欲求下有地板上有天花板，无论是肉包子还是肉蒲团，太多了身体都吃不消。事实上，中国富人拾阶而上的速度并不算慢，如今他们正开着名车往豪宅里运古玩字画。其中更上一层楼的佼佼者忽然天眼打开：生也有涯，钱也没够，何不拿出一部分财富换些更有趣的人生滋味呢？这些滋味，就包括比较性竞争最良性的形式——“令名”，即“美名扬”的那个“美名”：
他们开始热心慈善公益什么的，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感受，包括正义感、崇高感之类。那天电视里有个节目谈西部医保。那地方穷人得了大病只有倾家荡产，基本死路一条，当地政府也没那个财力解决。县里一位神色清朗的青年企业家拿出两千万设立大病救助基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多好啊，病人有希望了，企业家高糖高脂高血压的风险也降低了，关键是那些受援者及其家庭乃至全社会感恩的泪光，不比珠光宝气赏心悦目一百倍么！相形之下，赵本山脑筋就只会急转弯不会大转折，他一味地跟钱死磕，蛛网膜都磕破了，还豪华轿车、私人飞机的没完没了呢。很不幸，绝大多数富人目前还都停留在赵本山的水平上…他们会觉得，奋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别人的钱奋斗到自己兜里，再把钱从兜里掏出来还给别人，我有病啊我10？！
九
就不同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力精英应该比财富精英更容易跟财富（价值观）拉开距离，因为后者还需要将财富的“本币”兑换成其他“外币”——“买进价”、“卖出价”、“折算价”听着都麻烦——而前者的权力游戏本身就是“外币”，直接花就行了。权力欲是比较欲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广泛的社会覆盖和漫长的人生跨度。
从穿开裆裤的孩子王封其他开裆裤为臣为妾，到退休的书记天天站马路牙子上临时疏导交通拥堵，义务调解群众纠纷，都是对管理社会、指挥人民的爱好。11
它是独立或平行于财富的一套价值、意义或乐趣。社会为权力精英的主体——官僚阶级预备了盛大的权力美学，足够他们乐此不疲的了。
为官之乐，不仅乐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出处同注11）
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门庆没日没夜摆弄潘金莲李瓶儿，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房室之“乐”西门庆是认的，因为不记得他向柜上或哪个女人要过加班费。而我们的官员乐过了却不以为“乐”，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牺牲奉献，别说各种岗位津贴了，就是每月发一次抚恤金他没准儿都嫌不够…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纳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出处同上）
十
营造风气的工作有赖知识分子。一是因为文化工具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二是因为就生存方式而言，他们算是所有社会人群中最不“物质”的了。我一直觉得，宗教时代过后的理想主义，基本上附丽在知识分子的文化上面。引段自己的话：
前述古代官僚与财富的关系，大概也能用来理解古代读书人与财富的关系，因为当官的和读书的两种身份有不少重叠。而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化运动风狂海立，实在太猛了，财富像神话一样到来，人群像妖言一样分裂，社会像翻滚过山车一样癫狂——车上的读书人不晕不傻就怪了。或许是出于其“理想主义”本性吧，读书人在毛时代是向左高八度再八度，及至改革开放他们180度转身，依旧在高音区highC一带翱翔。据吴敬琏先生的女公子回忆，老先生当年曾主张一个家庭成员不能拥有两件以上衬衣，否则就“不算无产者”16。他后来的主张众所周知，那就是一切听市场的。市场很简单：只要有卖的有买的，你就是一天一身金缕玉衣谁也管不着。相对于非读书人以利益和本能为立脚点，见解反倒平朴一些，读书人因观念文化的杠杆放大效应，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往往变本加厉，要么比普通人更君子，要么比普通人更小人。当知识分子从天国掉下来，他们不会掉在地面上，而是掉进地狱里。普通人遇上地动山摇一跑了之，无所谓丢脸也无所谓长脸，哪像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跑跑，跟奥运火炬手兼流动宣传车似的，一边跑还一边弘扬自己的四蹄生风，鞭挞别人的原地救人。
中国改弦易辙走市场路线，财富是主要推动力。“向钱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动员方式，并非全无合理之处。但任由其膨胀蔓延，社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知识群体本应发挥补偏救弊而不是火上浇油的作用，对财富价值观有所平衡有所抑制。但他们没有。他们拥着毛主席把“道德理想国”建成一堆瓦砾后17，歇都不歇，直接就去围着点钞机继续跳忠字舞。由他们实际操弄的影视书报等精神场所，十有八九被操弄成了给财神爷烧香磕头的地方。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吹拉弹唱中迅速恶变为市场社会，如今谋财害命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如今的小姑娘情窦初开就扬言非大款不嫁，老头都行。社会关系、道德风气、环境资源等等都可谓创巨痛深，对外凯歌高奏的中国，内部却危机四伏。知识分子1990年代开始反思“激进主义”至今已经二十年，连中国还不如让袁世凯、老佛爷一直领导的成果都反思出来了，他们怎么就没顺便反思反思自己身上凡事过头、画蛇添足的“激进基因”呢？
描画从“官本”向“钱本”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多花点篇幅说说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官僚社会，读书人一方面要辅佐王侯一方面还要笑傲王侯，这造成他们身份、人格上的分裂和紧张，各种应对之道应运而生，形成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今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包含了更复杂的变量及因果，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态度也因而变得更为纠结和矛盾。这个权力体系来自毛时代，虽然一般人仍视为集权，但“集”的程度前后三十年不可同日而语。前三十年国家权力的笼罩一切、无孔不入；后三十年则国家、西方、市场、社会四家分晋。前三十年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国家，即便不一心一意，也只好从一而终19；后三十年知识分子有四份资源供他们挑选，有四个地方可以帮他们实现小到个体人生、大到社会理想。
1980年代国家放权让利，手里钱不多，不能光紧着知识分子，也给工人发了不少奖金。那时虽然市场虽已诞生在西瓜堆仔裤堆里，但那么个脏乱差的地方，一般知识分子实在没什么兴趣光顾。西方才是他们当日的最爱、心中的唯一。那时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汇率高的时候到了1：10，出国人员免税商店出出进进的主角都是读书人，即便是寒冬腊月他们也仿佛走在春天里。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统实际上废掉了毛时代的道统20，这使得国家权力一没钱二没“理”，实在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看好。友人中最有条件从政的一位却了无当官的兴趣，把心思都用在“打通国际路线”上——这几年后悔晚矣。当时大学里面的党组织发展莘莘学子入党，其难度都快赶上前几天晚上王府井街边不三不四的女人动员我去“享受男人的快乐”了。很多出国游学的人员包括知识分子，在I-20或什么表上轻轻松松勾去了从前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得的身份——共产党员21。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
这兜股票这兜党票
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刚更新老婆正装修townhouse
――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
还有马克还有美元
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
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
——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24
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
正workingon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
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
——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
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结语
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数百年、将人类带到眩目的物质文明高度之后，虽不能说耗尽了其体制及文化能量，但弊端累累、破绽重重，已不足以领导世界未来的发展了。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前途的未来需要探索新的方向，集合新的力量。而中国，以其深厚的历史积累、广大的文明规模、曲折的近代经历、强劲的后发优势，是有条件乘势而出、“对人类做较大贡献”的。但究竟做得了做不了较大贡献，还要看中国1）能否在三五年内，有效缓解那些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安全穿过这段浪飞猿啸的时代险滩；2）能否在一二十年内，消化整合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熔铸古今中西，实现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政治管理方式的升级换代，同时完成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特别是价值、意义体系的建立；3）能否在三五十年内，对人类迄今的文明路线包括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内心制度做深刻的反思，在继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面遗产的基础上，团结世界各地向上向善的力量，探索一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存发展方式，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
注释：
1《从民族主义到新的世界社会主义》，2012年8月在北师大韩国留学生暑期讲座的演讲。
2见《凤凰周刊》2012年6期左春和《“均贫富”不能带来社会和谐》。
3网上传闻某会议上某意识形态高官听他人说到“共同富裕”，便厉声斥责为“祸国殃民”。这种“理论家”认识上只会刻舟求剑，像钉棺材的钉子一样盯着过期的现实几十年不挪窝，自己误导了政策、祸乱了国家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4对这次连旬的雾霾天气，抱怨最凶的恰恰是对雾霾贡献率最大的有车一族。浏览其中富豪们的微博言论，都在乌烟瘴气地谴责政府，好像自己是蓝天白云似的，其实他们跟三十晚上戴着口罩放鞭炮的一模一样。
5韩非子“上古竞于德，中古逐于智，今世争于力”，其中“竟”“逐”“争”与本文的比较性竞争虽非完全一事，但也颇有重叠之处。
6拙文《高高低低话平等等》，2001年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
7细心的观察者会记得，在饭馆用餐后将剩饭剩菜打包带走的“洋习惯”，是从较富裕较且较有文化的顾客那儿开始的。最想打包的是当然穷顾客，但他们不敢带这个头，因为“丢不起这人”。
8由于社会快速的流动、心物间微妙的互动，精英与百姓的引领/被引领的关系有时也呈现复杂模糊的局面。譬如，曾为一部分社会中上层所欣赏甚至模仿的北京“胡同大爷”作风，就是一种贵族出身与贫民生涯混来混去、混为一谈的亚文化传统。
9这些言论引自不知何人辑录的自由派公知讴歌韩寒的语录，网上很容易搜到。近三四十年的反道德运动、包括对毛崇拜持续不断的揭批，按说早已使知识界养成了绝圣弃智的习惯。可轮到自由派公知及媒体推出自己的偶像时，居然还是“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套神情和动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方舟子、吴家祥、赵鼎新诸位在这件事上的言论就保持了自由主义理性、质疑、求真的底色，这底色属于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他如王力雄先生对毛的分析批判，也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认识水准和道德水准。相形之下辛子陵、茅于轼诸老的评毛文字，真是把当年文革小将的决心书倒过来写一遍，跟金门前线“杀猪拔毛”的大标语差不多一个水平了。
10拙文《知识分子要担起价值多元化的重任》，载《绿叶》2011年7期及本文大旗网博客。
11拙文《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犬》，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2集体行为很难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但确实高发于像我们这样个人主义精神相对薄弱的社会。社会成员彼此盯着膘着，固然有社会动员上的便利，但往往因内在根据不足而动力不继，一哄而起随之一哄而散。
13最近吴思先生提出的政改方案，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大意也还是化阻力为动力，让经改中捞了一把的贪官将功折罪，再入政改敢死队。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路貌似现实主义，却没有顾及社会大众多为情感人、气性人的现实。
14“读书人”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职业是一个根据，但远不是唯一根据。一个家庭妇女听多了忠臣侠女的戏曲故事，也可以有超乎利益本能的举动。
15拙文《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7文革的主力军是知识分子，没工农多大事。后来控诉文革最声泪俱下的也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反思”、“再思”、“全民族大忏悔”，把账算到农民的“愚昧性”，“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算到黄河、黄种、黄土高坡的头上。“暴民痞子”是不包括当年他们自己的。
18参见祝东力的《精神之旅》及本人《市场社会的样板人》，分别载于各人署名的博客。
19好像佛洛依德说过，人会喜欢上他无法摆脱的东西。所以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民国留下的那拨，跟新中国一心一意的要远远超过三心二意的。参见拙文《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载于《凤凰周刊》去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网博客）论及沈从文先生的部分。
20参见笔者《漫议国家与文化》，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21记得七十年代上高中时学校开大会，一位戴过右派帽子的老师发言到最后慷慨陈词，“我借此机会，第三十九次，向党，提出我的入党申请！”全场一片掌声加一片笑声。
27中国的自由派，包括绝大多数经济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政治自由主义者，无论从原理、情感还是价值观上，都站在经济不平等的一边。面对中国这些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广大民众对此的强烈不满，他们中不少人或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或灵机一动，顺水推舟，说只要“民主”“宪政”一切就好了，全然不顾早已民主宪政了的好多国家伤心惨目的经济不平等。他们放着煤老板的儿女们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事实装没看见，一说就是央企扫地的月收入八千一万。他们在平等问题上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一如不少“左派”在民主问题上的附会牵强、自相矛盾。其实“左”“右”两派各有独到和不到之处，应该坦诚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让全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根据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进行选择及整合。
28这是就群体逻辑而言，而实际历史当然不尽如此。主张并试验共产主义的欧文、恩格斯都是资本家，资本家兼做慈善家的更是大有人在。但这起码还不是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身上的苗头或倾向。
29公民社会性质的事物向市场和政府快速转化，是近年来一个很普遍但还不太引人注目的事实。本来一个干干净净、老百姓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的创意或活动，很快就被投资商盘去牟利，或被政府拿走粉饰太平，“中国好声音”就是最近的一例。当然，这也未尝不能理解为社会与市场、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31参见拙文《农民工讨薪六法》，刊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17期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32参见拙文《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刊载于《凤凰周刊》2006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网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