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咨询公司（如麦肯锡）把3D打印技术作为制造业革命的一项重要因素，认为3D打印技术将配合互联网，新一代机器人技术等概念成为未来制造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认为3D打印（增式成型）和传统机床（减式成型）技术互为补充，无法相互取代。但是如果深入分析3D技术成熟后的加工设备（机床）市场，逻辑上会发生一些有趣的结论：
第一、当3D技术成熟后，大量倒闭的不是传统机床制造商，而是3D打印机制造商自己。
3D打印技术其实早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当时叫快速原型机，实际上就是把焊接头放在一个三轴数控机床上面。其技术本质是一种快速固化设备与数控技术的集成，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沿纵向堆砌固化的方式不同。所以理论上讲，只要集成一个固化设备及配套系统，传统数控制造商可以轻松开发出工业级高精度3D打印机。因此当3D打印技术（即打印头和材料）和市场成熟后，大量传统机床厂商只需把切割头替换为打印头就可以推出工业级3D打印设备。
由于机床厂商在软硬件技术集成（如运动插补控制，精度补偿，结构刚度，驱动控制等）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们开发工业级3D打印设备的潜在优势要明显好于目前从事3D打印设备开发的大多数厂商。
3D打印制造商除了面临数控厂家工业级设备的威胁，还将收到打印机制造商桌面级设备的挤压。一旦市场成熟，现有打印机厂商将毫不犹豫的退出廉价3D打印（树脂材料）产品。
所以从技术战略角度讲，做3D打印机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技术和市场成熟之时便是众多企业倒闭之际。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当一个新兴产业没有足够高的技术门槛而仅凭诸多技术的集成时，当产品技术和市场趋于成熟时，会招致不已有同行业的强大竞争者的挑战而最终导致这个最初的行业倡导者的消亡，而受益的是行业上游的零部件，特别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第二、3D技术将成就子系统及材料供应商
与3D打印机整机制造商的大面积倒闭形成鲜明对照的，将是诸多固化成型设备和成型工艺供应商的崛起，伴随着这些新兴领域的崛起，传统的机械加工主轴（机械主轴和电主轴）的市场份额将会大幅度缩小。理由是一旦传统数控机床制造商发现商业机会，将会大量开发3D打印设备，把原有机床的切削头换成打印头（即固化成型设备），进入3D打印市场。但是小功率高速电主轴的市场会随着3D打印技术的成熟而获得增长，原因是打印成型后往往会进行小刀具的雕刻或抛光加工，这就需要更高转速的电主轴以保证刀具边缘的线性切削速度。
一些打印技术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如等离子堆砌焊要求真空），因此一些环境系统设备供应商将获得更多机会。
在3D打印技术成熟过程中，比较确定能够获得较大商机的是材料供应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焊料供应商。
除了材料和硬件，软件也是一个主要的竞争领域。传统CAM软件供应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开发出用于生成打印代码的功能模块，而且是针对不同坐标轴的算法。也就是说供应商采用车床，铣床，车铣复合床或者龙门结构都可以轻松实现3D打印。
第三、更高集成程度的柔性加工系统
本质上，3D技术理论上可以实现零件成型过程中相对低成本的绝对柔性，铸造或注塑工艺将被金属或非金属打印替代。然而任何加工技术都不是完美的，一个零件加工需要采用多种工艺。而3D打印工艺的最大优势是使得成型工艺更加简便，成型设备更加简化和紧凑，便于自动化集成。
目前DMG已经在其车铣复合结构上集成了堆积焊（3D打印）功能，即先3D打印再进行5轴加工。实际上，MAKA机床公司早在05年就已经在龙门结构上集成了3D堆砌，应用在大型游艇模型加工领域，现在正在开发一款通用型融合了五轴联动和3D打印技术的设备。
3D打印头（树脂材料堆砌系统）与龙门加工中心的集成方案
总之，3D打印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成熟技术的自动化集成，也是特种制造技术的一大类别，实在没有必要将其拔高到技术革命的地步。
引言
进入制造业的技术咨询这个行当 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时常被问到 “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或“中国制造与发达国家究竟差距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时至岁末方得片刻闲暇，将思路整理一二与诸君分享。
很多人说中国企业产业升级难主要原因是没有市场，没有品牌。其实这两方面在现在的中国都不是问题：中国有着巨大的高端产品消费潜力，否则双立人的刀也不会卖得那么好；中国也有全世界最厉害品牌策划团队，否则嘉多宝也不会伴随着中国好声音一夜成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制造企业拿不出像样的产品。
然而本人并非宏观经济专业出身，也没时间精力去整理行业数据和分析报告，因此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仅试图从工程技术人员的角度，从经历过的企业实际项目出发，以点带面地梳理中国制造业在后金融海啸时代的发展逻辑。
世界制造业发展脉络
要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逻辑，需将中国制造放在全球化及全球制造业发展版图上进行研究。就世界范围看，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造业发展都经历了作坊式生产，流水线生产，高品质生产，柔性批量生产和定制化单件生产这几个阶段：
最初所有的工厂都是作坊式的，如铁匠铺，裁缝店等。随着市场的发展，对于制造商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这些作坊也逐渐收窄了业务范围，有的只做钉子，有的只做马掌，有的只负责给马钉铁掌。这就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启蒙时代描述的专业化对生产效率和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初，随着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的兴起，标准化和流水线生产模式获得广泛应用。福特汽车是第一个实现流水线作业的汽车公司，而当时的传送带竟然是靠人拽的。记得在Aachen上课时看过Klocke教授的一个图片，上面竟然是一群西服礼帽背带裤打扮的满身油污的工人拉着一辆T型汽车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几个同样30年代打扮的装配工在往车上装零件。可见发达国家的自动化道路也并非一蹴而就的。
两次世界大战无疑对制造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二战，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制造集团，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日本三菱重工，美国的波音等等。同时也催生出一个复杂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次级供应商趋向更加小型化和专业化，而最终的产品制造商则越来越多地扮演集成商和组织者的角色。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制造业的崛起，看板管理，精益生产，全员质量管理等等都是日本人提出并率先实施的。对现有生产系统的有效组织和优化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地区。
90年代开始，发达市场对于产品个性化需求增加，各大制造商开始纷纷思考如何在不增加过多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同时随着设计和管理软件的不断成熟，使得产品设计周期大大缩短，生产管理大大简化，因此这个时期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如数字化设计，敏捷制造，并行设计，混线生产等等。中国学界大概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对西方的先进制造理念进行研究，并开始大量引进设计和管理软件。当时对于柔性生产系统（即满足个性化制造的生产系统）的需求主要是军工企业，而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率先在军工级航空航天系统建立了数字化产品及管理体系，当时率先实现无纸化设计的产品是武直10。同期发达国家制造业纷纷转移至中国，并在中国开发新的供应商。很多中国企业为了与外企对接，纷纷上马ERP项目，这也造就了SAP在中国的辉煌。
时至今日，追求品质的欧洲国家开始兴起定制化浪潮，客户只需要在网上选择配置并提出要求，全自动的生产及管理系统便可以向供应商下订单，并自动调用程序，生产出客户所需要的产品。随着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自动化产品的不断成熟，柔性生产的成本正不断降低，并使得设计师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几年前学界有一个比较小众的制造概念，叫无障碍设计，即只要设计师能够想到的零件和结构，就可以通过适当的制造技术（如3D打印）方便快捷地实现。
可以看出世界范围的制造业发展脉络简言之就是‘细化’：一方面生产者及供应商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另一方面市场细分和基于网络终端的数据分析使得针对消费者个体的精准营销成为可能。因此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营销手段的出现，产品的制造模式趋向单件生产，营销模式趋向个体定制。
中国制造业发展脉络
通常我们说中国制造业起飞都是从改革开放算起，并从30年前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同时也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但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从49年建国以后就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只是在当时冷战背景下，中国与苏联都在片面地发展以军工产业为主导的重工业，而且经济被先后拖垮。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取得了令世界各国羡慕的制造业大发展，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军工体系。
改革开放是中国制造业大发展的又一个时期，由于轻工业几十年的亏欠，市场里积累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刚需”。所以当时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而私营企业主也大肆掘金，那个时期几乎是只要有设备有人手就不愁订单。同时也正赶上欧美日韩台港的产业转移，中国的沿海地区承接了大量的海外企业转移过来的产业和订单，因此造就了东南沿海数以百万计的代工厂和当地外向型经济特征。
与此同时，自江执政后期开始，中央政府开始不断把资源投入到央企，造成了国进民退，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国企的技术升级。最明显的例子是电力和石化行业（可划归为大制造业中的流程制造），以两桶油为例，其下属炼油厂不管是反应装置还是控制软件全部选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不管社会上如何诟病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国企对资源性行业的垄断以及国家财政的倾斜使得这些流程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快速提高，接近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造就了一批资质不错的本土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同时相关行业的跨国公司也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间接促进了本土制造业的提升。
可见中国制造经历了反反复复“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过程，而目前应该说正趋向均衡。我对中国制造的判断总体是乐观的，仅从经济规律和内在逻辑上就能看得出来。
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升级
产业转移起初是落后国家承接先进国家淘汰的技术或产业，而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产业会在落后国家得到技术升级，试举例说明：1968年美国人发明了液晶技术，随后该技术被迅速应用到手表，计算器，收音机等产品的数码显示。后来该技术一时间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因此美国人就把相关产业转移到日本。又经过一段时期的技术积累，这个看似过时的技术却被索尼和夏普发扬光大，基本上是在90年代末期，LCD才完败等离子称为显示面板的主流技术。在接下来液晶技术转移到台湾和韩国，又不断地完善，LCD面板尺寸不断增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成本也不断降低，大有赶超日本的趋势。可见在LCD产业的转移过程中，技术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其技术的内在价值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落后产业，比如污染严重的铸造业。目前中国的铸造能力，特别是大型铸件的生产能力应该是世界第一，但是工艺水平还是比较落后。那么一旦中国本土的铸造企业在铸造工艺上有所突破或通过新设备提高铸件质量，那么和LCD技术的命运一样，这个已经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行业将焕发新生。
产业转移的滞留效应
这个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用来形容中国的产业承接能力，试举例说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实际上经历了几次产业转移。比如美国先是把电子组装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再转移到韩国，韩国转移到台湾，台湾转移到大陆，每次制造业产业大转移基本上不到10年时间，而到此为止，大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不再把落后的制造业向外转移，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转移滞留效应。全球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并在此滞留。最大的表现是从中国出口的小商品30年里并没有明显的涨价，说明30年来这些小商品制造企业没有特别大的成本压力向低工资水平地区转移产能。
原因是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实在丰富，而且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很大，所以中国的产业转移主要在内部完成。而且中国的企业家业不愿意把工厂开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再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像中国那样拥有完备的产业链配套。各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全球制造业在产能都留在了中国。
前不久跟揭阳企业交流的时候，感觉非常明显。当地数万家小型金属制品厂，几乎生产了全世界80%的餐具。企业规模普遍不大，设备非常落后，但是产业链条完整。当地企业家几乎没有想向外转移的，结合本地现状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可以预计，当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纷纷把淘汰的落后产业转移到中国以后，中国企业将利用最新工艺和技术，使这些落后的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并将这些产业保留在中国。
发达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只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有限，产业承接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在自己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把那个时代最适合本国的产业保留了下来。比如战后欧洲人口少，技工素质高，所以比较适合发展复杂的机器制造业，因此汽车和装备制造最符合当时劳动力的特点，即便到现在，汽车和装备制造仍然是欧洲第一。战后日本的情况不如欧洲，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但数量充足。所以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家电及电子产品的组装产业，在那个时期神化般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日本商社。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本家电和电子企业完成了足够的技术积累之后，他们以核心业务为中心，向外延发展了很多新的相关的产业。比如半导体制造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数码娱乐产品等，而这些制造业现在仍然是日本经济的支柱。即便人力成本已经超越欧美，但这些制造业还是留在了日本本土。可见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在机遇期赶上了哪些行业的大发展就会把这些行业留在本土。但前提是，需要在本土对转移过来的产业做原创性的技术升级。
所以可以预见，当中国的本土企业完成技术升级，那么这些现在落后的产业都将重新焕发生机，而这些产业都将会留在中国本土，不再向往转移。
产业升级的途径
中国政府和制造业老板似乎都在谈升级，但是只要上升到操作层面就大眼瞪小眼了，觉得无从下手。其实产业升级是个自然而然的经济过程，只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生产积累，其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必然逐步提高，并且会衍生出相关很多新的行业。比如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初期都是购买美国的光刻机，后来日本结合自己的工艺流程，基于新的物理原理开发出了新型的半导体器件生产设备。而且就在半导体技术成熟后不久，相关工艺和技术被迅速应用在后来LCD，LED和光伏产业。还有手机树脂镜头的制造（需要精密模压工艺），起初几乎被东芝所垄断，东芝结合自己的工艺，开发出专用的模压设备。随着数码市场的爆发，韩国和台湾的电子企业开始扩充产能，都是花了极高的价格购买东芝的设备。但是设备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
所以我本人非常反对中国企业动不动就说要搞机器人，要收购德国的机器人及零部件制造商等等。中国制造企业目前面临的产业升级的最大问题是认不清自己，看不懂行业，不知道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业寻求产业突围其实并不是个复杂的事情，可以参考几个顺其自然的思路，而本人也相信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已经开始尝试了：
成套设备联合研发
制造企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生产经验，并摸索出了很多工艺窍门，但是这些Know-how层面的东西基本都里不开人的操作，效率低，质量稳定性差。所以企业可以与自动化集成公司合作，委托其设计生产一套自动化专机。
这是制造升级的惯用途径。当年LCD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日本的工人都是通过手工的方式对着显微镜把芯片通过导电胶贴在玻璃基板上的（这个过程叫Bonding），后来松下针对当时的操作流程开发了自动化Bonding机，除了大幅度提高自身生产效率以外，还把这些设备已天价卖给韩国和中国的代工厂。结构并不复杂，就是PLC控制的一套自动化系统，零部件采购成本估计20万不到，市场价却卖到500万。现在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已经可以制造这种设备，价格大幅降低。中国的制造企业完全可以参照这个模式，凭借现在的自动化技术，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替代人工的自动化生产系统。也可以乐观地预测，未来如果出现打火机自动组装线，那么一定是中国企业的发明。
辅助工具改进
如果开发自动化专机难度较大，那么企业可以尝试做一些辅助工具。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客户叫Eissmann（现在已经被中国公司收购），他们为兰博基尼等跑车生产高端汽车内饰件。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序是把昂贵的高级面料缝到塑料骨架的外面做成仪表盘。缝合设备与修鞋的机器类似，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但是每个工人前面却摆满了复杂辅助工具。通过工具的运用使得工人不需要经受特别的训练也可以做出高品质的产品。中国很多成功的制造企业都有类似的经验，比如富士康和比亚迪。而中国企业多是用土办法解决问题，如果可以把这些土办法通过更加合理的设计，并配合传感器和气动驱动，做成自动化/半自动化辅助工具，那么基本上就接近欧洲和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工艺开发水平了。在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欧美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辅助工具制造的企业，他们专门为汽车制造商设计和生产特殊工具，比如用于反转汽车底盘的夹具，快速固定零件的零点卡盘等。所以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出现一大批专用工具制造商和设计公司，而这些公司将面向更加广阔的行业。
种类多样性改进
目前中国企业比较擅长大批大量生产模式，当一个新产品定型后，中国企业可以根据原型机和设计图纸，快速设计模具，设计生产流程并组织生产。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顶尖的量产技术。但是就世界范围看，消费市场一定是趋向多样化，个性化的。所以中国的生产商必须又单一品种的大批大量或流水线生产模式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改变。如前文所述，这个转变在欧美始于90年代，大量的生产线被柔性制造单元所代替。汽车制造商也投入巨资开发新式混线生产系统，而把只能生产单一型号的生产线卖给中国。
所以现在中国制造的成本虽然低，但是一旦客户要求非标或定制产品，那么我们企业的价格和交货期都会远超欧洲。前不久在天津订购20个非标螺栓，厂家说一万个起卖，后来好说歹说买了500个，结果算下来单价是德国的5倍。所以现在我们普遍说的中国制造成本低，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企业不去主动推动多样化的生产变革，那么将完全无法满足未来竞争的需要。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必将经历欧美企业走过的路，进行柔性生产改造。
产品外观改进
外观改进是最容易的，无需增加过多成本就可以提高产品档次，这一点韩国企业做得最好。改进外观的关键是外部覆盖件的制造，主要以塑料，玻璃钢和铝合金为主。而从实际的设备进口数据看，中国进口的非金属加工中心数量非常少，而注塑机和重切加工中心的数量极大。也就是说中国人进口设备，主要是做注塑模具并生产塑料件，却很少用加工中心加工塑料件，也就是说外饰件加工非常少。海外市场却相反，外饰件制造商数量极多，他们大部分从中国采购注塑零件，然后把塑料件放在高精度非金属加工中心上进行修边钻空等加工，再做成漂亮的产品外壳卖给总装厂。这块市场潜力巨大，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塑料制品的生产规模，但主要是一次性成形，缺乏对塑料毛坯的二次加工，未来中国的塑料制品行业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材料的改进
新材料的出现促使欧洲制造业正经历这一场变革：碳纤维成型工艺的不断成熟和碳纤维成本的大幅降低，未来的机械产品将广泛采用复合材料替代钢材。比如空客的复合材料使用率已经达到60%，很多高端轿车的车身结构也越来越多的采用复合材料。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对新材料引起的制造变革显然没有什么准备。其实材料的应用变革早在塑料出现后就已经开始，欧洲在经历了70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开始对轻量化汽车结构进行研究，并逐渐用塑料和铝合金取代钢材。90年代末，奥迪成功开发出了第一款全铝合金车身，并用于A8车型。随后越来越多的高端车都开始用铝合金来减轻重量，而现在复合材料零部件开始逐渐取代铝。中国企业应该尝试通过更换材料提升产品性能，具体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更好的材料替代现有材料，使得产品获得更好的质感，提升产品价值。比如日本的Hocoa木器厂用木头制成数码产品的外壳，使得原本普通的产品在质地上提升了一个层次；中国人买东西讲究真材实料，这一点与欧洲十分相似，欧洲人买餐具都会选用好的瓷器和不锈钢刀叉，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用一次性的塑料产品。当国人的消费观念逐渐转为理性时，那么未来的民用消费品市场将会更青睐采用高品位材料的产品。
另一个途径是用更轻更便宜的材料替代现有材料，主要是产品结构方面。比如欧洲很多产品的非核心部分采用塑料或木质齿轮，有些机床结构采用碳纤维桁架搭建，使得设备跨度可以超过一个足球场，该设备用于超大型潜艇模型的雕刻。
对于一般的民用消费品，只要换一换材料就会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自iPhone以来，数码产品就开始了一个去塑料化的进程，在几乎不到5年的时间里，手机几乎不在使用塑料按键和外壳。这一变化导致长三角一带很多做塑料按钮的企业倒闭或转产。
跨界思维
借用现在流行的互联网概念的名词，我这里的跨界思维是指，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高端行业可以向底端行业延伸以取得产品性能优势，同样低端行业进入高端行业可以取得成本优势。以机床行业为例，几年前木工机床与金加工机床井水不犯河水，但近年来随着高速切削工艺的出现和机床设计理念的更新，欧洲越来越多的木工机床开始向金属加工渗透，可以用更轻的结构和更简化的系统实现同样的功能，但是成本却大大降低。中国的机床企业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例如国产的金加工机床在性能上与欧洲，日本的同类产品差距很大。但是这种机床如果去和国外木工机床品牌竞争就很有竞争力，用钢材加工的设备去加工木材，其稳定性和精度可以完败海外对手（当然，还需要改进结构并增加粉尘保护系统）。
同时，跨界还包括不同行业标准和行业设备的使用。20年前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属于军用级设备，用来加工叶片的复杂曲面；五轴技术成熟以后，马上被应用在许多工业零件的加工，比如汽车的涡轮增压装置；现在欧洲很多工业设计公司也开始采用这种设备，使自己的产品远超对手。我们在丹麦有一个客户，用这种机床制造高端木头座椅，所有的精度和配合标准参照金属零件。所以产品制做出来以后其品质超出对手几个世代。中国的公司也可以仿制出外形并低价生产，但是当你近距离观察和触摸时，这种品质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博世西门子家电的品质世界第一，两家母公司都是做工业产品出身的，所以用工业产品的可靠性标准来生产家电，品质也远超同类竞争对手。
总结
产业升级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企业可以坚持不懈地专注与自己的领域，就一定可以发现新的利润点。而中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大的体量，集中度高，制造体系最为完备。只要能与最新的工业技术良好结合，把最新的技术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那么在很多行业都可以获得突破，从而实现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作为今年刚满30的80后，并未见证什么历史，本无资格谈论‘时代’这个话题，但在这不长的几十年里，经济生活却显得异常波澜壮阔，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文化鸣放，唯有金钱主导着这个社会的前进，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人和穷人。
记忆里，最早一批富人应该是所谓的‘万元户’，他们多是最早脱离‘体制’的个体户。因为市场被释放，所以卖茶叶蛋都可以赚大钱。后来，这批万元户中的一部分继续做大做强，成为企业主。而很多人则一直还是个体户，到如今则只能被城管蹂躏。
90年代初，有一部分富人得益于价格转轨时期，他们靠关系赚取体制内外的差价获利。一部分人做大做强，但更多的人至今仍停留在当时的水平，成为单位里的大忽悠。
邓公南巡后迎来了94年的下海潮，大量公务员，大学教授，国企领导，退役军官下海经商。与个体户相似，这批致富人群也是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文化水平高，有魄力，有关系，所以这批富人大都走得比较远，成为比较有建树的企业家。
朱总改革开始以后，造就了两类富人：一是得益于国企改制的体制内领导；二是得益于政策松绑后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造就了两类穷人：一是下岗职工，即被体制所抛弃的工人；二是被体制压迫的农民。
胡温新政开始后，房产成为划分穷富的分水岭。而城市建设也催生了一批与土地相关的富豪和穷人，而股市催生的金融巨贾从某种意义上也多为与土地和资源关联的资本游戏的赢家。所有无法参与到资源配置游戏中的无产者或工薪阶层在被剪羊毛以后彻底沦为输家。
得益于信息革命，21世纪以后，通过技术创业的富人越来越多。不仅仅是互联网，在计算机，电子，软件，自动化等领域出现了很多技术新贵。这批人多是70后，接受了正规高等教育或专科教育，运用知识造富的一批人，值得尊敬。
所以只要简单梳理这几十年致富的逻辑，就不难发现，致富的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正规了：现在卖茶叶蛋的小贩无论如何也发不了财（除非他懂互联网思维）；而现在搞基建的也很难只靠关系拿项目。当然，本文无意宣扬主旋律或激发正能量，只希望通过已知的历史轨迹窥见未来的趋势，试图搞懂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是怎样一个造富的时代。
现在流行讲互联网思维，其实说得更宏观也更庸俗一些，就是知识和理性在企业中的回归。以往那种苦干蛮干榨取剩余价值的获利方式将不再试用新的形势，靠关系回扣拿政府批文和国企项目的玩法也将远高于与踏实做事的成本，因为之前政府项目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如基建），农民工都可以做，而现在的项目多是技术密集型的（如大飞机），必须在技术保底的前提下有资格谈商务条件。
所以‘理性’将是这个时代造富逻辑的核心。市场需要理性分析（如大数据），投资需要理性决策，企业发展需要理性规划，商业模式需要理性设计，以往靠老板直觉的灵机一动将越来越无法试用于新时代的造富法则。
南海油气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战略资源，但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有能力支配多少。美国并不拥有波斯湾的石油，但他却可以决定把这些石油卖给哪些国家，卖多少美元。美国通过对世界石油资源行使支配权，获得了极大的国家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保护我们的油气资源并不是说不让别人开采，而是要善加运用并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抱着过去那种寸土不让的思想去维护南海主权。因为海洋的经济权益与陆地不同，在陆地上必须要从事耕种，建造等长期的活动才能从土地上获得受益；而在海上，每一片海域都有其经济价值，可以快进快出地从事捕捞，海底矿石采掘等活动，并从中获利。而海上作战基本上是无险可守，各种岛礁都是易攻难守，也不适合建造防御工事。更何况油气资源又是流动性的，所以与其在南海划定一个区域不让别人进来，倒不如彻底开放，自由开发，中国从中收取保护费就可以了。 因此，中国不妨牵头建立一个类似OPEC的组织或联合石油公司，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并根据各国工业规模和实力分配油气利益。这样既可以避免各国无节制地掠夺性开发南海资源，南海小国得了利益，而中国又可以在这个框架里起主导作用，更何况中国可以凭借其全球第一的航运能力和在该地区的海上军事优势在航运物流环节获取一定的利益。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利用这个组织在西南太平洋大做文章，这是解决南海问题，做活南海乱局的第一手棋。 既然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让步，那么就有理由要求获得南海油气资源的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买断”了南海石油，代价是用巨额的外汇储备补贴了南海诸国。因为东盟这些小国在南海问题上搞事只是想弄点儿钱，而稳定的石油供应对于中国来说却涉及到经济命脉，所以从东盟国家买我们自己的石油一来使原油供应多元化，二来笼络南海诸国，这个买卖比跟俄罗斯的管道项目划算得多。 如果说第二手棋是用外汇换石油以及南海的和平，不赔不赚，那么如果中国在购买南海的油气资源时能采用人民币结算，那么中国就是赚到了，因为这将大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将一举奠定人民币在东南亚的硬通货地位，相当于用国内的过剩产能换取石油和东盟的经济依赖。这第三手棋是比较难下的，需要在美国方向寻找更大的‘劫材’，因为这将极大地危害美元的地位，所以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需静观其变循序渐进。 第四手棋是美国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南海的自由通行问题。通过南海的石油外交，中国及南海诸国将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随着多边合作的加深，这个类似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组织将寻求与中国军事上的联合防御，这样一来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以驱逐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为目的，而是将南海自由通行问题作为一个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当然，这些盟友各怀鬼胎不值得信任，但因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而且要挟美国也可能获得额外的好处，因此至少不会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以上四步棋看似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从长远的战略考量，却是大大的便宜。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学习围棋大师武功正树的风格：用实空换外势，用当下的小损失换未来的大发展，用石油外交将南海的乱局做活。
对于药家鑫激情杀人事件，左右两派都做出了不同的定性。右派讲制度，说这是不民主的后果，药家鑫依仗着家里的权势，勾结法官，学者，利用社会舆论使自己免于一死；而左派则讲道德，把问题归咎于传统道德的沦丧和全面西化，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鼓吹人权自由，主张废除死刑的法学精英们。
该事件尚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激情杀人这种在中国社会发生的乱象并非“左”或“右”的问题，而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绝不是简单地选择“左”或“右”的路线就可以解决的，并且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也并不能简单地用“左”或“右”来加以区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主权第一与人权至上，这些概念是政治诉求层面上的左派和右派；而实际上，中国人的左和右除了指政治诉求上的分歧以外，还用来区分政治行动。激进的，革命的是左倾；妥协的，缓和的是右倾。目前国内两大对立的网络阵营：五毛党和美分党，政治立场虽然一左一右泾渭分明，但政治倾向却都是左倾的，极端的，激进的。所以现在的愤青基本上就是左倾的年轻人，而在左倾人士里面却又有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左派的左倾人士主张东京大屠杀；而右派的左倾人士则主张杀尽一切贪官污吏并敏感词；而主张渐进改革的则属于右倾人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是典型的左派左倾，当年学潮期间造就的民主人士则是典型的右派左倾；现在的主流精英如张五常，许小年，甚至包括前总理在内都是右派右倾，而替农民工说话，替下岗工人伸冤的草根学者则是左派右倾，此外还有一些主张重新实行准计划经济走北欧路线的经济学家也属于左派右倾，不过基本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药家鑫杀人事件多方反映不一，如果按照上述分类加以区别，就清晰得多了。左派左倾和右派左倾都主张杀无赦，区别在于前者把问题归咎于全盘西化使得传统道德沦陷，后者吧错误归咎于司法不独立和权力失控；主张缓行的大都可以划归为右派右倾人士，这里面的确有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民主人士，但更多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左派右倾的人则相对冷静。
左倾的人基本上属于愤青或者有愤青的潜质。不论事偏左还是偏右，愤青都是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区别是左派希望国富民强，而右派希望民富国强。所以他们的政治选择才有不同，左派认同国家威权主义以求壮大国威，维护并扩大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右派则认同自由资本主义，限制国家垄断并实现藏富于民。民族富强和社会正义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实在没有必要同室操戈。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右派右倾阵营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主张看似很有道理，也非常理性，但是对全体民众的危害却是最大的。从逻辑上分析，既得利益者一定是右派右倾的，因为右派的主张是自由竞争，最终将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符合既得利益者壮大自身的诉求。而右倾则意味着和谐，维稳，保持现状，这样便可以更长时间地拥有既得利益。
在我看来最符合大众利益也最理性的应该属于左派右倾人士的主张。
两年前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Aachen这个曾经的法兰克王朝的帝都，时至今日尽管学术知识略有心得但对于德国以及西方的文化却始终缺乏深刻的理解，对于西方社会当前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政治制度以及法制的形成脉络也就缺乏本质上的理解。简言之，目前只知道洋鬼子五讲四美，文明诚信却并不清楚何故如此。
而自“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精英人士多将西方的进步归结为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和开放进取的国民性格，但在我看来制度和国民性都是表象，实质部分在于西方的文化，因为文化造就民性，民性造就制度，而这文化便是基督世界的精神家园。故欲学习西方必先了解西方，欲了解西方必先认识基督。如同儒家经典之于中华文化，圣经是认识基督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理解西方的钥匙。
因此前不久本人发宏愿研读圣经，Die Bible，既为学习德语又为理解西方文化。在国内的时候也曾经试图完整通读一遍圣经，但总感觉翻译的文字令人费解，未能如愿，倒是日本人由此意淫而改编的黑暗圣经情节更为曲折和惊悚。但愿在这个欧洲大陆曾经的中心，基督徒的地盘上，能够得到上帝他老人家的加持，助我理解圣经理解基督文明。
倘若哪个中国人在今天仍然坚持说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话，那么估计他会被扭送疯人院，然而即便在科学素养普遍较高的西方，绝大多数基督徒仍然笃信上帝造人。也许除了那些媚外的精英，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说这是愚昧，落后，迷信的世界观。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对此众口一辞坚决否认呢？我感觉他们之所以捍卫上帝造人说，并非单纯地捍卫他们打小形成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捍卫基督世界的道德根基。
（一）人类中心说
因为上帝造人以后给亚当吹了口仙气，于是人类便有了神一样的灵魂，这便是人类善的根源。此外，上帝是在创造万物之后才造人，并明确地说让人类统领万物，所以人是介于上帝和自然之间的，这也是人类中心论的基本立场。所以基督徒除了反对进化论，更反对佛教或自然宗教那种万物平等，因为这就抹杀了人类的道德性和神性。基督徒支持人类中心论，但也反对人类至上论，即否认上帝的客观存在。尽管在我看来，很多西方人自己也对上帝的存在性也将信将疑，但更多的人是宁愿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在基督世界其实是一个道德标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就等同于动物，那么道德对于人类来说便失去意义了。所以否认上帝就是否认西方道德，说人类有猩猩进化而来就是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而人类中心说也是人权理论的基础。
（二）独立人格
如果在中国哪个学者说子女尽孝道是愚昧可笑的，是落后的，那么估计他会被口水淹死并惨遭人肉。在西方否认上帝似乎有些类似于在中国否认孝道。刚来德国的时候一直很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怎么孝顺，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要自己坐公交去医院检查身体。也许媚外的精英会说，因为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因里缺乏或者说淡化了“血脉相连”这个概念。
因为在基督眼中孩子的“灵”是来自上帝的，父母只提供了一个肉体的“皮囊”。所以当一个婴儿降生以后，父母实际上便担负起替上帝照料孩子的保姆的角色。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笃信上帝的基督家庭，人死后灵魂是要回到在天堂的他的天父那里，而在天堂，此人应该与他人间扮演他父母角色的人以兄弟相称（此系本人推论，待求证）。而当“人伦”与“天伦”相抵触的时候，前者服从后者，所以尽不尽孝在西方只是感情上的问题，并不涉及道德伦理。
而在中国人看来，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由于这个“血脉”观念的存在使得中国人格外看重亲情。然而这一点在基督世界中却是不重要的，因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当孩子降生后便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与上帝接近的灵魂，父母无权干涉子女成长的自由，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利。
（三）平等与博爱
由于人的灵魂是平等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平等的，所以在凡间人与人之间也不应该有贫贱，长幼，尊卑之分，应该是绝对的平等。中国人虽然也追求平等，但这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平等，而不是灵魂的平等。
基督徒认为人类自身是不具备爱的能力的，人类的爱本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基督徒的内心深处会有某种宗教层面的对天父的爱，这一点是无神论者无论如何都无法体会也无法理解的。天父的爱是对世人无差等的爱，所以人类的爱也应该是无差等的爱，这便是所谓的“博爱”。中国人不具备对天父的感情，所以除了对于天下人的老婆，无法做到真正的博爱。中国人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胜过爱别人的儿子，中国人所说的博爱，是一种富贵以后的兼济天下，与西方的宗教关怀有着本质的不同。
（四）现代文明与宗教传统
西方经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逐渐形成了一个法制社会，而民众也慢慢脱离梦寐，拥有了独立思想和人格，并实现了广泛的民主，这一点最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羡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明的演变是一个进化过程，是一个逐渐从神权过渡到人权的过程。“神”的作用从控制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行为逐渐升华为规范人的道德启迪人的智慧，而不是被彻底地打倒，推翻，从头再来。
与极左的蛮横相比，右派的民主精英试图在中国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更是舍本逐末了。他们既崇尚科学和法制反对一切形式的神灵崇拜，又把“自由、平等、博爱”做为一切行为的道德准绳，然而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如卢梭基本上是根据自然法则来思考法律精神的，即所谓的自然法，而这个自然就等同于上帝；而近代哲学家恰恰是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发现了科学。所以在我看来，西方的民主，法制，科学与传统的宗教信仰非但不冲突反而是相得益彰的。倒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科学观念以后把传统的生命观，宇宙观统统视为愚昧和迷信，反中医，反周易，甚至反玄学。到最后，中国人文化尽失，科学民主也搞得不伦不类。
在我看来，西方在摆脱了教条的宗教桎梏以后，重新整理并定义了宗教道德体系，并由启蒙思想家对此加以发挥，升华，归纳总结出一个普世价值观，然后在这个普世价值上创造出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法则。究其本质跟我们的三个代表也没多大差别，只是人家的文化底蕴和社会认可度更高。而中国人的悲剧在于还没把自己搞懂就尝试了各种体制，而且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如果右派要全盘西化，那么在宣扬民主法制和普世价值的同时最好连着基督教的价值观也一并推广；如果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那么就应该重新梳理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一次类似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昨天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今天国内各大媒体对此事均缄口不语，只是外交部对评奖委员会表达了一下抗议，说此决定是对该奖项的亵渎，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像若干年前达赖获奖时反应那么强烈。而近几个月中央诸多高官在很多场合都对推进民主改革的决心做出了高调表态。也许，这两件事情并无关联，但是却似乎耐人寻味，刘晓波获诺奖这件事情本身也许会促使中共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刘晓波案件本身当初就是中共高层做出的集体决定，那么现在临近换届，温总又不时地抛出诸如“推动政治改革至死方休”等言论，或多或少地总会给人以撇清自己的感觉，似乎在向外界宣布：践踏人权，反对民主改革并非我本人的意愿。当然，此臆断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牵强附会，毫无根据可言，然而其结果却客观地让中共高层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得不考虑对于做出民主改革的表态，因为如若坚持对民主人士的敌视态度，那么一旦风向变了，自己将很有可能沦为逆历史潮流，对抗改革的替罪羊。这样，当其他高层也纷纷表态支持民运，把自己从这种是非难辨的政治事件中择清的时候，民主改革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当年中国经济改革启动之初也是举步维艰，但在邓公和叶公的极力推动下，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才逐渐开始，起初还扭扭捏捏地以商品经济这样的名词代替市场经济，这样慢慢地改革成为人们的共识，谁不改革谁就是老土谁就拖后腿，当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即便再保守的顽固派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老欧洲更像资本主义国家。
正如当年邓公推进经济改革时遇到极大阻力，如今的民运人士若要凭一己之力推进政治改革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20年前搞政治运动也许真的不合时宜，但在今天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重提民主改革却是有些水到渠成的意思，因为不论是民间还是中央，都有这方面的诉求。更何况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等诸多问题都是模糊的，所以即便开启政改进程也不会破坏社会稳定，更不可能颠覆政府。那么这样的话，中央就完全没有忌讳政改议题的理由，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将如同当年的经济改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一条能为全体国人所接受的变革路线。
所以我感觉，刘晓波的获奖有可能直接导致中共开启政改进程，但是否有这个决心仍需要进一步观察高层对此事的反应。
如果仅从产品本身来讲，ipad绝对是个成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它实现了IT，通信，电器的融合，也就是所谓的3C，4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Content），甚至nC。这样一来就打通了原本各自为政的数码和家电市场。家电厂商，PC厂商，手机厂商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展开一场大混战，而苹果此举恰恰是把自己投向了强敌林立的战场。苹果电脑原本只占有个人电脑市场有限的一部分，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厂商，所以与传统意义的PC厂商不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戴尔，惠普，联想，宏基等商家似乎都没吧苹果看成竞争对手。但是自从在数码产品和手机市场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苹果的对手便成了Nokia，三星，Sony，LG，甚至黑莓。而当平板电脑推出后，Philip，甚至海尔，海信都将成为强有力的对手，此外还有各大无线通讯的运营商们。听说连国美这种做渠道的商家也在谋划自己的平板电脑品牌。
另外，iPad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它时尚的外观和人性化设计，但这恰恰也是三星，索尼这些公司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家电和数码产品的全套产业链，所以要做这种融合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而且这几家公司的PC，数码产品也一向以时尚华丽，品牌理念也与苹果相冲突，以后这几家一定会争得你死我活。而一旦苹果与其发生正面冲突，那么很可能凶多吉少。三星拥有从LCD到IC到主板的整条产业链，而索尼则可以提供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比如在它的平板电脑上可以运行PSP游戏，或者干脆把PSP一块整合到索尼平板里，这个优势是绝对不容小视的。所以，在我看来，苹果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过早地暴露自己。
此外，在技术层面，尽管苹果有一套独特的软硬件系统，而且也有很多基于苹果系统的软件开发团队为其提供应用支持。但是由于苹果在技术上的封闭，使其难以整合广大硬件厂商。苹果电脑当年打不过组装机主要也就是这个缘故。而现在它又正在犯同样的错误，一旦微软，Google，Nokia，甚至黑莓等软件开发能力雄厚的公司搞出一套跟苹果一样酷一样绚一样节能的操作系统，并将其低价卖给平板电脑的硬件厂商，那么苹果个人电脑的悲剧搞不好会在其平板业务上再次上演。
以我的感觉，这种消费电子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越来越低了，随着电子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电子产品的生产就是机械组装。那么时尚元素就成为了这类产品的主要卖点，也就是说，消费电子在本质上已经和服装，玩具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于下游企业来将，技术已经越来越没有用处而外观时尚才是硬道理。当年上班的时候领导经常举LG手机例子：当年LG出了一款ichocolate的超薄滑盖手机，好像金泰熙做的广告，只要一碰触屏就会发出红色的光，所以广告词叫一触即红。在06年左右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LG手机一下子登上了销量冠军，为此公司决定搞氢氟酸手机屏减薄工艺。但是现在LG手机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如今苹果的iPhone会不会重蹈当年LG的覆辙呢？当年苹果的iMac也是轰动一时啊，但是现在宏基，惠普，三星，索尼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体式超薄台式机，看起来也都非常炫。可见超越苹果绝非不可能，只要在工业设计上下功夫。那么不难想象，未来随着电子器件集成程度越来越高，就给设计人员更大的发挥空间，那么苹果的地位就很可能被某家时尚品牌所取代。
当然，很多苹果粉丝不会认同我的观点，会提出种种苹果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当然本人也不是消费电子领域的专家，可是仅凭上述商业逻辑就可以依稀看到苹果不太光明的未来，当然也不会差到哪去，很有可能发展成第二个Sony（能像Sony那样也相当不容易了）。只是在未来很难保持像现在这样强劲的发展势头，一直处于行业的领跑位置，特别是当乔布斯退休以后，苹果将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那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振当地经济。在经过了北京亚运，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和广东亚运之后，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体育设施都得到大幅度改进，当地市容也得到很大提升。为了进一步贯彻这种城市化战略，那么下一步就一定是申办世界杯了，当初韩国和日本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套路。所以一旦中央下决心申世界杯，凭借我们申奥的经验和组织大型国际赛事的经验，世界杯的申办成功简直是举手之劳，这样的话，中国就铁定出线，也迈出了夺冠道路上的第一步。
世界杯不像田径运动会，需要有一个主体育场，足球比赛需要在若干个田径场地同时展开。这就给多个城市通过世界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问题是把这些比赛放在什么地方。北京上海当然是没问题，但这样与我们通过世界杯带动城市化升级的初衷相背离，所以赛场应该尽量选择二线城市甚至落后地区。如果中央也认同这个基本思路，那么中国队捧杯就成功了一半。
如何让中国队这支世界弱旅在世界性足球盛会中夺冠呢？靠他们自己估计是没戏了，而且当然不能学韩国人，买通裁判吹黑哨是不要脸的行为。我们的策略是：在不触犯相关世界杯管委会（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构）规定的前提下，使场次安排有利于东道主。那么如何安排比赛呢？天时地利人和。
先说天时，可以把比赛安排在11月初或10月底，美其名曰给欧洲劲旅职业联赛后以足够的休整时间，这样一来，决赛就将发生在圣诞前夕，那时候欧洲球员都归心似箭，等着回家过年了，哪有心思好好踢球啊。再说，中国幅员辽阔，东西跨时区，南北跨四季。小组赛赛场可以安排在拉萨和青岛，这样对手在经过了数日青藏线的旅途奔波以后基本上战斗力全无，如果坐飞机，还得倒时差，中国队以逸待劳，岂有不出线的道理。
再说地利，我们也可以把赛场安排到漠河和曾母暗沙，身体再强壮的硬汉也难以抵挡冷热交替和四季无常对抵抗力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发挥中国地形地貌丰富的优势，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体验到不同的自然风光。比如沙特的球员，让他们去气候湿润的成都赛区踢球，尼日利亚的球员，让他们去哈尔滨或者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拉美和欧洲强队就干脆安排在戈壁滩或者玉树等地震多发带，让对方球员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双重打击。
最后说人和，人的因素才是赛场上最为关键的。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让那些天上人间的头牌们暂时复工（如果届时她们还未年老色衰），这样可以让世界各地的球员享受声色犬马，搞得他们萎靡不振。试想，假若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中国队和身体最强壮的德国队双双挺进决赛，那么在经历了若干次飞跃喜马拉雅山的旅行，体验了多次往返于南北冰火两重天的四季变化，再加上名妓花魁千娇百媚的诱惑，而且决赛当天又是12月23号，人家都急着回家吃年夜饭呢，这时中国球迷再大唱赞美主的哈利路亚，赛场上再敲锣打鼓吹喇叭放鞭炮一顿折腾，那么四面楚歌的德国队怎还有心恋战呢。这样中国队获胜的可能性就极大地提高了。
一旦中国对通过此策略夺冠，其他国家就可能效仿，但是由于战略纵深的限制，日韩德法这种小国是没办法这样做的。而美国却是最好的施行者，因为他们除了又横跨美洲大陆的东西海岸还有地处北极圈的阿拉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