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自媒体平台上，有一组照片非常有名，即所谓“铁帽子王拉洋车”。一位笑容可掬、颇具镜头感的洋车夫，拉着一位西洋女子满北京城转悠，游览各处名胜古迹，留下了不少照片。
在注释中，人们普遍把这位车夫认作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的后裔，即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并配有描绘生动的小故事。诸如人们抢着去坐这位王爷的车，溥仪因为他拉车辱没了皇族身份，怒斥之后却又给了钱令其改行等等。“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万贯家财挥霍一空,晚年靠拉车维持生活”“晚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晏森：败光家产卖祖坟,清风两袖成车夫”。是最为常见的标题。
这样的故事固然传奇，这组鲜活的影像更为这样的叙述添色不少，人们愿意相信这位圆头圆脑，憨厚中又带着些许精明的车夫，就是家财散尽的末代王爷，带着看淡世事的笑容，乐呵呵地奔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只是影像背后的真相与这些传说故事迥然有别，但却同样精彩。
不过，这些被迫改行、加入“胶皮圈”的贵族们普遍爵位较低，而克勤郡王则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在石驸马大街上还有一座偌大的克勤郡王府，因此有着如此庞大家产的王爷以拉车度日，就更吸引观者的眼球。
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在民国初年把克勤郡王府售给了以兴办慈善事业而著称的熊希龄。现存克勤郡王府后寝两山墙角柱石上尚存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将财产交给北京救济会的刻字内容。
晏森卖府后迁至宗帽胡同四条北边居住。他的近本家、奉恩将军崧耀住在嘉祥里8号和9号。晏森穷窘之后，参加了拉人力车的胶皮团，因为王爷拉了人力车，人们把他称为“车王”。亲戚、本家谁也不敢乘他的车。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后,接他去了长春，日本投降后，情况不详。
由照片引出的问题，还是需要先回到照片本身寻找线索。
这组照片出自《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迪米特里·凯赛尔（DmitriKessel）之手，拍摄于1946年5月。迪米特里·凯赛尔出生于基辅，1923年移民美国，并逐渐成为一名成熟的摄影记者。1944年，他加入《LIFE》杂志，并以战地记者和摄影记者的身份一直工作至1972年。
在照片的图注中，我们找不到太多信息，只知道这位车夫也被称作“Buddha”，或许是来自他弥勒佛般的相貌。而在常规流传的照片之外，还有大量并不多见的影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洋车夫有着非常好的镜头感，与许多面对镜头有些许木讷或紧张的人们不同，他非常乐于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形象，在他家里也挂满了自己的照片，可见是一位对摄影有所爱好的人，这在当时的洋车夫群体中，应该是不多的。同时，他可能还是位跤手，在凯赛尔为他拍摄的照片中，专门有一组展示了摔跤的身手。
按着这个思路，很快便找到了这组照片所属的版面。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是一篇关于这位洋车夫的人物特稿，横跨9页，而讲述这个故事的，并非迪米特里·凯赛尔本人，而是另外一位更著名的写作者，约翰·赫西（JohnHersey）。
约翰·理查德·赫西（JohnRichardHersey），美国著名的随军记者和专栏作家。1914年6月17日生于中国天津一美国传教士家庭。10岁时随家人回纽约定居。早年靠半工半读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新闻学。
1939年，赫西成为《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在中国重庆记者站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报社派往欧洲战场，在太平洋南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中进行战地采访。1943年写成一部反映西西里战役的报告文学《阿达诺之钟》，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和文学奖。1944年转往太平洋战区。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冬回国，成为新闻杂志《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
1958年，赫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5年起，赫西任教于耶鲁大学，长期讲授写作课程。1985年，他曾出版了一部小说《TheCall》（呼唤），以虚构传记的形式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初的华北，那些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故事，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和母亲。1993年，赫西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去世。
客座因所在位置而各有不同。东交民巷、北京饭店、扶桑馆（东单日本旅馆）、德国饭店、中央饭店、长安饭店、利通饭店、六国饭店等，大部分是外国客座。这些地方的车都比较干净讲究，拉车的人也是身强力壮、穿戴干净利落的人。一般讲究穿长袖白小褂，黑的或蓝的布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子系着细腿带，脚穿双脸千层底黑布鞋。有些拉外国客座的车夫，还会说几句简单的外国话。外国人坐车，不在乎跑得快慢，而要求拉得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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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的车，都是固定而有组织的。东交民巷范围内的人力车，每月要上交民巷牌照税。这儿的人力车夫都要经人介绍，取铺保，交照片。其他人力车夫不能在这里兜揽生意。北京饭店、德国饭店、中央饭店、长安饭店等门前的人力车，单发有白底黑字瓷号牌，没有这种车牌子的车，也不能停留揽座。北京饭店门外有一至八十号车，出车要按车号轮流，不许争抢、讲价。日本扶桑馆门前的车辆，都由日本人亲自拣选，车和人都要干净、漂亮、可靠。
早年，我父亲和我权叔都是托人情，走门路，送礼花钱，才得到许可在北京饭店门口拉车的。东交民巷的巡捕跟活阎王一样，动不动就抡起警棍打人，识相一点的车夫，有了富余钱，给他们买瓶酒，送包烟，往他们嘴上抹点油，才不致于吃亏、受窝囊气。饭店门口的车，逢年过节还得给门上管事的送份礼，否则，你有再好的本领，在那里也呆不下去。
在照片中也可看到，在他那辆被擦得簇新的洋车座椅扶手上，有“Q.D.34”的铭文，Q.D.即是法文“QuartierDiplomatique”，外交区域的意思。显然，这位34号车夫，便是这样一位在使馆区里讨生活的拉牌儿车的。
34号车夫肯定不是他的真是名字，他本姓刘（或者柳），在凯赛尔为他拍摄照片的时候应该是40岁出头了。为了便于叙述，不妨先叫他“大刘”。
大刘出生在雍和宫附近的胡同里，父亲供职邮驿，所以他从小就对马车十分熟悉。当他15岁的时候，在北京街头大量出现的人力车取代马车的主导地位，他的父亲也卖掉了自家的马车，买了一辆人力车，并开始由大刘和13岁的弟弟接手，一干就是8年。23岁时，他从一位警察朋友手里租了一辆新的洋车，并获得了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拉车的资质，先是在俄国公使馆门口拉了五六年，之后又去了六国饭店。
在六国饭店门口拉车的第一天，便发生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一位美国人从饭店里出来，一位姿态傲慢的胖门卫帮他招呼人力车，大刘赶紧迎上前去，结果因为不会说英语，被门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位车夫。那几天，他一直很沮丧，也没挣到多少钱。
直到有一天，他在六国饭店门口拉上了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飞驰电掣地把他送回了家。这位医生对这趟车很满意，并以每月20美元的佣金，请大刘去家里拉包月。在这位医生家里，医生给大刘教英文，大刘则教他的雇主说汉语。每当他拉着医生或他的家人（一位夫人和两个女儿）时，就可以边跑边用英文聊天，对大刘来说，那是一段轻松、快乐的时光。
三年后，这位医生离开了北平，大刘又回到了六国饭店门口。门口还是那位胖门卫，不过这回，大刘有了底气。一天从饭店里出来两个美国人，大刘没吭声，门卫叫了一位会说英语的车夫之后，颇为傲慢地和大刘说你也可以一起去，那意思是有一位会说英语的了，你不会说也没大问题。
这两位美国人的目的地是紫禁城，拉出使馆区，一位指着路边随口问道：“那堵墙是干什么的？”大刘告诉他说那是皇城的城墙，并解释了北京城内的城市布局。到了紫禁城之后，他俨然成为了导游，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故宫的一切都抖搂出来了。
回到六国饭店，两位美国人对大刘赞赏有加，和那位胖门卫说以后再叫车都找他，他英文说得好，还知道不少东西。门卫非常吃惊，他还记得三年前这位车夫是半句英文都不会说地，忙问是什么人教他学的英语。了解原委后，胖门卫不禁称赞：“你可太聪明了，像佛爷一样聪明。”于是，大刘有了自己的绰号，佛爷。
重回东交民巷之后，佛爷逐渐摸着了在这一行里挣钱的门道。比如有时会送老外们去北边的雍和宫，这一趟路途并不算近，而当同行们都在门口休息时，他则陪着客人一起，听老外们请的导游讲解，并把听来的掌故编排进一些自己能讲的小故事里，在日后向客人们娓娓道来。
出现在赫西面前的佛爷，已然是北平人力车行业中的佼佼者，一位“有着超乎寻常的野心、精力的精明人”。除了拉车之外，赫西发现他还有好多重身份：“导游；买办；职业摔跤手；皮条客；精通麻将、扑克以及各类中国赌博游戏的赌客；翻译，除了他自己的语言外，还掌握了两种很有用的语言——俄语和英语……”在赫西看来，“他易受腐蚀，利己主义，是当今中国许多弱点的缩影，但他也有中国人永恒的优点：开朗温和、耐心谦逊和忍耐。”
给赫西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佛爷说英语的方式：
他的信息完全来自于专业的导游、说书人和茶馆的八卦，并不总是那么准确……他永远不会不知所措，如果缺少相应的传说或者历史事实，他会自己编排演绎出来，心满意足地微笑、眨眼，他用充满戏剧性的丰富手势讲述着他的故事。”
除了导游，佛爷这类拉牌车的车夫，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导购。他们会带客人去购物，从中谋利。在这方面，佛爷有着很高超的商业头脑。赫西写道：
“他发现他的英语在带游客购物时非常有用。他喜欢带女士和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女士是因为她们身姿轻巧，拉起来不费劲，而且喜欢买东西；偏好陆战队员则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在这样的商业活动中，他扮演的是顾客与店铺中间人的角色。
他把顾客带到前门外绣街（东珠市口大街）、银街（北晓顺胡同）、铜街（西打磨厂）某家偏僻的商店，请店主展示他的商品。如果客人看上了某件商品，他就会代为询价。价要高了，他会假装和客人一样愤慨；价要低了呢，他也会和店家一样，露出尴尬和无奈的神色。在他的左右撮合下，最终会以一个客人觉得很便宜，而店家足够有赚头的价格成交，皆大欢喜。
当打包商品的时候，他会消失进里屋里喝杯茶，再把客人拉回家。客人会给他一笔不菲的小费，以感谢他‘欺骗’了商人。同时，店铺的主人也会在小本子上记下购买的日期和金额，到年底给佛爷一笔回扣。”
对于车夫们这样的生意，任有德先生在《我的车夫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拉外国人旅游观光的车，有时一两天或三五天不开张，但是这样的车，却拉一趟是一趟，无论是到故宫、天坛、北海，还是到颐和园、香山、卧佛寺、西山八大处，跑一趟得的车钱，要比普通拉客座多几倍。特别是拉上客座到花绣衣、皮货、古玩、玉器、象牙雕刻、银器、铜器、景泰蓝等商店去买东西，不管客座买多少钱的东西，商店照例要给车夫百分之十的提成（佣钱）。春秋两季，是外国客商来北京旅游的旺季。这两个季节也是饭店门口拉外国客座的车夫们生意兴隆的时候。
民国五年，在北京饭店门前和我祖父一起拉车的马五，一次拉法国人到前门外廊房二条古玩店买吸食鸦片烟的玉石、象牙烟具和银的、铜的水烟袋，一下就得了六十多元的佣钱。民国七年，车夫耿秃子拉英国客人在前门外大栅栏瑞妹祥绸缎庄购买貂皮、玄狐皮货，在廊房头条绣衣庄购买花绣衣，也得了将近五十元钱。还有其他小额的收入，则是常见的。”
他住的院子有两座小房，每月租金是4000元，大约是2.25美元。这两座房子里，不仅住着佛爷和他的媳妇、两个儿子（7岁和5岁）、两个闺女（10岁和1岁），同样拉车的小舅子，还有他的老父亲——已经从车行退休，以及另外两个兄弟——同样以拉车为生。佛爷一个人的收入，要来维持这个不大不小的家庭开支，在赫西遇到他的四个月前，他攒钱买了一辆新的人力车，旧的那辆就给了他的小舅子。
这些场景和描述，与大多数身居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并无不同，但这位佛爷还是有独具个性的一面。在他家的墙上、镜子前，布置了许多佛爷的照片，有他和外国客人的合影（六年前他作为一个丹麦作家的向导去了蒙古）、摔跤的场景、穿着借来的海军陆战队军服拍的个人照等等。这些布满好几面墙的照片、合影，与并不宽敞的小屋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在这样并不富裕的生活中，佛爷似乎自有一番天地。
相比于普通洋车夫，佛爷的生活节奏也更为悠游。赫西写道：
“大多数人力车夫必须在6点或更早的时候起床，而佛爷则可以7点半之前轻松地吃早餐。一顿早饭，他一般会吃两三个白面馒头——很少有人力车夫能吃到。
佛爷还是类似‘六国饭店人力车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在六国饭店门口拉车的车夫们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团体，目的是防止外人插手这座北平最好的酒店门前利润丰厚的生意。在这这里有大约30名车夫，新来的车夫们要想得到工作，都必须得到佛爷的准许。
中午，佛爷会到给这个‘保护协会’提供服务的小贩那儿买点吃的，然后送某位刚来北京的船长去天坛，回家路上再去喝杯茶，这就足以赚够一天的最低收入，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赚到2美元。晚上6点左右，佛爷就歇工回家，再简单吃顿便饭。”
而拉洋车这样的工作，终究也不是在北平这座城市的安身立命之选。佛爷对赫西说，他想多赚点钱，送他的大儿子去上学，这样就不用把拉车这种拿人当牲口的耻辱延续到家族的第三代了。
本以为《LIFE》杂志的这组照片与文字，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洋车夫留下的唯一印记，但偶然间，又发现他出现在另外一组影像之中，这一回将镜头对准他的人，叫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摄影家之一，布列松在摄影史上的地位无需多言。他在鼎革之际拍摄的中国影像，也成为记录那个历史瞬间的经典之作。布列松的第一次北平之行，同样是应《LIFE》杂志的邀请，当时《LIFE》杂志意识到，记录这样时代交替的时刻，需要由足够重量级的摄影师来完成，便致电正在曼德勒的布列松，询问他是否可以前往中国。
出现他身影的照片目前见到三张，另有一张坐于人力车上的老者，很像是佛爷的老父亲。这三张照片中，佛爷的神态体貌与两年前并没有太多差别，依旧是那副憨厚又带点狡黠的笑容，在镜头面前搞怪，或者与旁人搭腔。
佛爷在布列松这十天拍摄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还是车夫、翻译及向导。凯赛尔与布列松相熟，或许在知晓布列松要前往北平完成拍摄任务后，向他推荐了这位曾经有过接触的著名人力车夫。
佛爷显然也给布列松留下了好印象。在PierreAssouline撰写的布列松传记中，特意提到布列松在撰写图片说明时，用“马克斯·雅各布般调皮的微笑”来形容这位他最喜欢的34号车夫佛爷。而对于佛爷来说，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位拿着相机满城拍照的外国人究竟是谁，我们也无法知道，还有哪些人曾经坐上过这位34号车夫的后座，在半真半假的掌故中，领略过北京城的气韵。
当然在他活跃的三四十年代，他其实已经在那座北京城里获得了相似的身份和地位，也确实尽他所能，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他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像他这样气质的人，也一直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中。
他的后半程人生我们无法知晓，或许他的儿女后辈尚在，还能为我们讲述这余下的篇章。只是希望他的智慧，能让后半篇的叙事，有相对完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