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说：世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
这话没错。税的问题事关升斗小民，但到底该怎么征，美国这位政治家没有说。
如果将此问题抛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答案就很简单直接：越少越好。
尤其是个税。
作为痛感最强的水种，它往往承载了最多的目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两会上有关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议案、提案，几乎每年都是频提频热。
在刚刚落幕的2021年两会，亦不例外。
代表董明珠就提议，月度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1万元，而不是现在的5千。
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
能省则省，董明珠这样的提议自然是顺应民意的大好事儿，因此，立刻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得到了网友们的回应，并形成热点话题。
不过咱们也先别急着点头叫好。再捋捋。
起征点真的提升到1万，会怎样？我们不妨先假设一下。
这个方案最直观的受益者，也就是月收入在5千以上的群体——提升前，他们高于5千部分交3%；提升后，算下来，最多的人每月能节省150元的税。
有人说，数值看上去不大，但能够吃几碗牛肉面。很好啊。
那受益的人大概多少？
首先看一看国人的收入状况。
李克强总理去年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更为细化的说法，来自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9年的调查统计。
调查显示，中国月收入低于2千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月收入在5千到1万元之间的人口则为6328万，占比4.52%。
而月收入超过1万的，只有854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为0.61%。
按照董明珠的方案，受影响的就会是全国约5%的人。
但不是说，这5%的人就都算入了个税纳税人数。
事实上，个税纳税人数，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目前没有一个精准的答案。
税务师杨散逸曾做过一个估算。他结合人社部的公开数据，以及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的说法——自2019年1月1日个税起征点提高到每月5千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后，个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44%降至15%——得出的结论是，2018年的修法后，使个税纳税人从18683万人减少为6369万人，减少了12314万人。
换句话说，上一次个税起征点调到5千后，纳税人减少了三分之二。
这还不包括新增的专项附加扣除（幼儿教育、抚养老人、房贷、租金、继续教育和重大疾病等）的那群人。
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家庭有两个子女，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都有要赡养的老人，家中又有每月1000元以上的房贷，这个家庭在计算个税应纳税额时，就最多可以扣除7000元。
所以在专项附加扣除下，个税工资薪金所得还有多少纳税人？杨散逸估算，或许占全国14亿人口的1.5%。
这意味着，董明珠说的这个提高起征点方案，仅在涉及大约1.5%的人口比例下，直接推断现如今的税收不平衡，这是不合理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推动了系列减税降费举措，也造成政府税收总体下降。据财政部数据，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3.9%。其中，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2.3%。
在财政收支呈现“紧平衡”的大背景下，试想，个税大幅度减少，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全国税收收入，不利于公共预算支出的相应保障。
只能说，在董明珠方案里的这部分人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呼声很高，不仅在于产生的效果立竿见影，同时这群人也是舆论影响力最强的。
但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
那么，个税起征点的边界到底是什么？究竟提高到多少才合适？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人会觉得，少缴税或不缴税，不好。毕竟税收压力小了，继而就可以买更多东西、做更多的事。
但总体上，多数专家都认为，税改方向应该是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并且要系统施治。
单就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说，它需把家庭在住房、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方面的不同情况，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引导入个人所得税的体系中，按照居民的直接收入缴税，同时再降低流转税的比例，综合改革。
要说群众的呼声热切，背后自然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不容回避的事实——不患寡而患不均。
老百姓，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工薪族经济负担不轻。
当寒窗苦读十余载后，又熬夜加班的打工人，看到自己赚的工资还房贷、还车贷，支付生活支出，还需纳税，就会觉得自己“亏了”。
而大量食利阶级，坐拥多套房子来收租，论谁看了都愤愤不平。
不仅如此。过去，我们的税收管理是比较薄弱的。个税都是工薪税、劳务报酬所得税、稿酬所得税等多种税收的合集。
这样一来就尴尬了——越是富人，收入越多元，税负却越轻。
更进一步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富人有的是方法避掉个税。
富人避税方法之一
比如，给自己开1元的年薪，其他衣食住行都是公司名义购买，还能给公司抵税，再去霍尔果斯注册个子公司，签个阴阳合同，搞个空壳公司左手换右手。
当年范冰冰和崔永元风波，就把这些潜规则摊牌了。
范冰冰2018年陷入税务风波
因此，真正要重视的是如何填补漏洞，补齐税务短板，比如扩大综合所得范围，将利息、股息、红利、财产所得等纳入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而不是“起征点”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
上一次个税改革里，就特意加进了反避税的条款。大意是说，如果发现有人用一些商业“套路”来避税，税务局有权要求对方补税。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增加富人的个税，还应当注意为企业减税。
一来，企业是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环节的赋税不应该过重。
如果企业增税了，导致的结果就是被转嫁，最终还是我们消费者、普通老百姓买单。
个税改革要公平，一边要尽快向着精准化方向推进，一边要正视现实问题，及时动态调整。那么，因地制宜是不是眼下需要调整的一项？
中国太大，发展难免不平衡。有人说，应该分几个税级、区别对待个税起征点。
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同地区的代表表达了类似观点。
3月5日，代表、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提出，“在不改变个人所得税税制和税负前提下，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计征的优惠政策”。
同一天，青海代表也建议，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免征个税。
不难理解，这就好比有些公司给员工的出差补助一样，去到北上广深住酒店，与四五线城市的花销标准是不同的。
相应的，全国统一成5千元起征是否公平，比如说，住在北上广深的人，与兰州的人，相对来讲收入完全不一样，个税是不是不公平？
以东北为例。自2004年以来，振兴东北的经验证明那里很缺人才。
表面上看，以政策洼地筑起人才高地，是一盘不错的棋。但换个角度想：一个人选择去东北落户，只是考虑到那里的税收少、那里的劳动力成本低？
显然不符合逻辑。
从政策优惠上下功夫，不能说完全没用，只是这种思路不过是仍然走切分存量蛋糕的老路，没有解决“如何做大蛋糕”的根本问题。
要让东北地区有机会成为全世界来投资的热土，还是得靠激发内生活力、激活其市场主体的活力，也就是常说，要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
起征点也好，区域差异也罢，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对南风窗表示，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救助体系、提高专项附加扣除的金额等方式，去解决，它的副作用可能比对个税缝缝补补，要小得多。
如今，越来越多人关心个税，研究涉税议题，这是好事，说明公民的税收意识增强了，但也揭露了整个税收体系路径依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困境的一个截面。
然而，个税改革的方向是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合。要知道，建立在综合制基础上的个税，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还有其他重要作用。
一个最基础的认知——个税以及其他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
任何一个老百姓想要生活过得更好，只靠购买私人产品是不能满足的，冯俏彬强调，更重要的是，有好的公共服务、好的公共产品质量。
通俗点讲，好比你买了一辆豪车，本来欢天喜地地开出去兜风，却发现道路不平、灰尘太多以及城市垃圾成堆。
所以，只是买到了自己喜欢的商品就够了？
而不是简单提高，或者降低某个数字。即使这个数字看上去很美好。